渠，较常见姓氏，分布较广，主要分布在山西、山东、江苏、河南等省，尤以山西和江苏丰县人数居多。渠姓出自于姬姓，为周代卫国始祖、周武王弟康叔的后代。古代主要名人有：1。渠孔，春秋时卫国人，抵御少数民族戎的进攻；2。渠伯纠，周桓王时的宰相；3。渠参，汉朝时被封为赞侯；4。渠澄清，徐州人，明朝宣城训导；5。渠本翘，山西祁县人，清末进士，近代著名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山西渠氏是明清时期晋商的杰出代表，其中开设的票号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商业资本高达1000万两白银，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以渠家为原型，今天山西祁县的渠家大院和山西平遥的百川通票号就是当时的缩影。根据人口普查统计，每10万人当中约有5.82个姓渠的，全国渠姓人口大约有75000余人。

祁县渠家大院

渠氏家族是明清以来闻名全国的晋中巨商之一，在祁县城内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渠源潮）、旺财主（渠源浈）、金财主（渠源淦）。渠源潮（嫡孙渠晋山字仁甫）的住宅位于祁县城内东大街33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它占地5317平方米，建筑面积3271平方米。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内分八个大院、19个小院、 240间房屋。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结合，错落有致。悬山顶、歇山顶、卷棚顶、硬山顶形式各异、匠心独运。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十余米，高大的拱式大门洞，上有玲珑精致的眺阁。院内建筑布局合理，主侧院主次分明，院落青石奠基，水磨青砖砌墙。院与院间隔有牌楼、过厅，明楼、统楼遥相呼应。石雕栏杆石雕门，工艺精湛；砖雕篆文砖雕景，高雅美观。该院堪称民宅建筑艺术的佳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颗民居瑰宝，是“渠半城”的一处典范建筑。在大院中开辟的晋商文化博物馆，意在弘扬晋商精神，树立“商可富民兴晋”的观念，激发人们振兴山西经济的雄心。陈列展分晋商总览、著名商号、巨商大贾、爱国义举、商界盛事、渠氏家族、晋剧渊源七大系列，28个展室，采取原状陈列和系列展出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实物、图片、模型、雕塑等手法，配以灯光、电声等现代手段，揭示晋商文化的内涵，艺术地再现了晋商的辉煌。渠家大院的原建筑已基本修复，展览内容将陆续增多。

　　《渠姓源流初探》的摘要：
　　
　　渠家的普通一兵渠夏向列祖列宗致敬！向各位族人致敬！
　　
　　为了赞颂强悍善战的祖先，为了激励血脉相连的族人，请允许我班门弄斧吧！
　　
　　一、渠姓族人的直系祖先
　　
　　……许多中国人一谈起自己的祖先，往往就向上追溯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周文王那里。渠姓人也不例外，这个几乎是全中国人数最少的部落历来是随大流的。于是，周文王的儿子康叔便被铭刻在了他们的始祖牌位上。
　　
　　周文王是名震千古的伟大圣人，能拥有这样的祖先那肯定是值得自豪的。但严格审视奉其为始祖的诸姓人群，客观的说并不全都是嫡系的圣裔血脉，实际上相当多的人属于攀龙附凤。我们在这里不得不略带遗憾地指出，渠姓族人的血脉长河另有来源，他们的直系祖先是一些忠厚朴实但又强悍善战的草原牧民。
　　
　　考古人类学大师李济在其名著《中国民族的形成》里有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有一组姓氏被中国的谱牒学者们称为怪姓——说它们怪，是因为这些姓氏像私生子一样，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祖先。这些姓氏的怪处还在于它们罕见。这些事实，再加上中国人没有充分的理由绝不改变其姓氏的事实，使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姓氏是外来的。这样的姓氏共有1000多个，其中802个可以确定是出现在H（1368——1644年）时期的。……”
　　
　　李济先生随后又开列了一张统计表，上面有怪姓在各省的分布情况。其中山西省竟有94个怪姓，雄踞全国第一。书中虽然对这94个怪姓到底有哪些语焉不详，但渠姓应该是位列榜中的。请大家高度注意“山西省”这个关键词，因为当代各省的渠姓族人大都认为渠姓源出于山西省。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渠姓族人许多年以来对各自家谱和传说的研究为之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山西省与渠姓绝对是有“血肉”之缘的，因而也是解开渠姓源流之谜的两把最关键的钥匙之一。
　　
　　作者本人所属的这一枝，故老相传便是出自于山西省，是祁县白圭村人。在二百多年前的大清乾隆年间，经商来到内蒙古并定居下来，迄今已经有十五代了。近一百多年来，从作者的曾祖父到祖父到父亲都是饱读经史的好学之人，都对渠姓源流的思考具有最强烈的兴趣。
　　
　　前辈们深思熟虑逐步形成的看法是：近代（自然包括现代和当代）的渠姓实际上很可能是源自于古代的临松卢水胡，临松卢水胡所孕育出的精华和代表——沮渠部族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演变成了今天的我们——渠姓族人。这个看法一直是在父子之间口耳相传，或许有些家学的味道。虽然作者前辈的这种观点以前从来没有形成过文字或对外宣扬，但我想，正在读本篇文章的诸位族人中肯定不乏早有同感者。
　　
　　二、最关键的钥匙之一（地理及时代因素）：用山西这块试金石验出近代渠姓的真正来源
　　
　　让我们先看看历史上带渠字的所有姓氏吧，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含渠姓氏”，近代渠姓无疑就是从其中的一个延续下来的。翻开《中国姓氏汇编》等书，可以发现这些姓氏主要有：渠、渠复、渠丘、义渠、沮渠。这“五虎上将”中的哪一个才能够有幸戴上“渠姓直系祖先” 的桂冠呢？一番辨析的展开自然会将答案呈上。
　　
　　现有的常见解释认为渠姓源于姬姓，这显然是从春秋时期卫国一位名叫“渠孔”的大夫以及周王宰“渠伯纠”身上得到的灵感。这个是目前最主要的解释，但它的真实性却恰恰可能是最脆弱的。在战国以前平民无姓，只有贵族有姓。然而在那时的历史记载中，对一个有地位的人常常是称名而不道姓的（虽然他们肯定是有姓的）。
　　
　　比如说到秦孝公即位是这样的：太子“渠梁”即位，而不是说太子“嬴渠梁”即位。再比如孔子的父亲，提到他的时候总是说“叔梁纥”怎么怎么，而不是说“孔叔梁纥” 怎么怎么。还比如晋文公“重耳”，你在先秦古书中能找到“姬重耳”这种说法吗？……类似的例子很多。
　　
　　总之，不能看到古人的名字里面带渠字就饥不择食地认为是姓渠的人。至于渠孔与渠伯纠名字里面所含有的渠字，最大的可能：它是“名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姓的构成要素”。春秋时期称呼一个人，还把他的“字”放在“名”的前面。比如百里奚的儿子叫孟明视，其中“明”是字，“视”才是名。所以，在渠孔与渠伯纠这两位贵族的称呼上，“渠”有可能是他们各自所取的“字”，而“孔”和“伯纠”才是他们的“名”。
　　
　　当然，也不能彻底就排除那个时期真的存在单音节渠氏的可能性。因为姬姓是个大姓，分化出了很多支派，其中的一个支派以封地“渠”或是官职“渠”为氏是很有可能的。于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本文中把五胡十六国以前有可能在中原地区存在过的单音节渠姓称为“古代渠姓”，而把元末明初才开始兴起的单音节渠姓称为“近代渠姓”。
　　
　　渠复、渠丘、义渠这三个复姓则当合而论之。它们于东汉以前均在历史记载中出现过（渠复、义渠皆然，只是忘记了渠丘这个姓曾在哪本古书里出现过），但以后便与古代渠姓一样，很快地就湮没无闻了。这三姓与古代渠姓的共同特点就是在当时都极为罕见和稀少。中国姓氏发展总的趋势就是大姓人口越来越多，而小姓则越来越少甚至被淘汰。这是没有挽救办法的！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小的姓氏最经不起战乱的摧残。须知中国是一个大型战乱及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众多此类小的姓氏还没等到有所作为，便早早地烟消云散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古代渠姓与渠复、渠丘、义渠这三个复姓的消失就是属于此类情况，中国今天仍健在的八十多个复姓里面已经没有这三剑客的踪影了。事情很明白：是历史上此起彼伏的毁灭性战争无情地吞没了他们。
　　
　　您也许会问：“既然古代渠姓与渠复、渠丘、义渠这三个复姓都被动乱摧毁了，难道最后一个带渠字的复姓“沮渠”就没被战火吞没吗？因为今天中国人使用的复姓里面也没有“沮渠”的影子呀！”好，恭喜您！您开始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了。上一节我们曾提到山西省与渠姓有着“血肉”之缘，同时它也是解开渠姓源流之谜的第一把最关键的钥匙。意思就是说山西这个地方可以起到试金石的作用。要想戴上“渠姓直系祖先” 的桂冠，你首先必须有史可证是定居于山西的。综观古代渠姓、渠复、渠丘、义渠、沮渠，作者据史直言：这“五虎上将”中只有“沮渠”才是与山西省紧密地粘贴在了一起。
　　
　　史载：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发兵击灭了最后一个匈奴政权——北凉，随后迁其吏民三万人于首都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有的历史学家说北魏灭北凉后把凉州人口大多数都迁到平城了，这是不大正确的。当时北凉的地盘共有十九个郡，光北凉首都姑臧就有人口二、三十万之多，可见其总人口绝对不是个小数字。真正迁走的只有三万多人，仅占较小的比例。这迁走的三万吏民主要就是临松卢水胡的主体——沮渠部族，也可以说沮渠部族的核心就这样基本上都迁到了山西。
　　
　　为什么北魏统治者要把临松卢水胡的主体来个乾坤大挪移呢？须知沮渠部族为一善战斗、不服输、而有组织之军事集团,质朴少文、彪悍好斗、驰骋草原、所向披靡；虽然其总人口不算多，但战斗力却是相当强劲的。这样一来，假设仍旧让这群如狼似虎的武士呆在原地的话，天高皇帝远那就不好控制，容易造反，只有把北凉政权的各级统治者及其族人放在眼皮子底下才便于监视。总之，首先要迁移的是威胁最大的人（沮渠部族）而不是无关紧要的人，第二要迁移的就是那些有技术的工匠。所以，这吏民三万人里面沮渠部族占了至少有七成以上。虽然迁移了这么多人，但仍有沮渠无讳率众万余户西走。但这部分沮渠族人后来多融入了西域民族，其血统久已不可考，或许能在部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蒙古人中找到他们的遗传因子。
　　
　　历史学家们常常对凉州临松卢水胡的命运大惑不解：“怎么在北凉亡后不久便在历史上消声匿迹了？”他们这是刻舟求剑，典型的静态思维！真实的原因是临松卢水胡的主体已被迁到山西，留下来的极少数人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文化等活动上自然就无法再形成规模效应了。这也就证明了临松卢水胡的主体就是沮渠部族，因为只有主体的离开才会造成这种后果。当然，同时也证明了原来临松卢水胡的人口数就是三万到五万这么个样子。
　　
　　学者们承认：沮渠部大都融入汉族。然而，他们忘记了再加上一个精确的定语。话应该这样说就对了：“迁到山西的”沮渠部大都融入汉族。即沮渠族人的脱胡入汉是在山西完成的，沮渠这个姓氏也化入了山西大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再寻找沮渠姓则如同大海捞针，随处可见的已经变成了渠姓。今天的渠姓人都知道他们的祖先起源于山西，而历史上只有沮渠族人才与山西有着不解的“血肉”之缘，其他几种曾经存在过的含渠姓氏都无法提供源于山西并且在明初以前主要居住于山西的确证。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你还遵循逻辑思维就不得不承认：能和今天的渠姓族人拉上手的只有古代的沮渠族人，今天的渠姓族人就是古代沮渠族人的后代。至于如何进一步填平沮渠姓和渠姓之间的鸿沟，在后面还要细讲。
　　
　　沮渠族人会不会又离开山西了呢？不会的！但后来逐渐离开平城是真实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由于平城地位的衰落和柔然的进攻，余下的居民必然开始向东向南迁移。沮渠族人回万里之遥关山重隔的河西故地是不可能的，要想向西边往远处走就得克服黄河与大漠的阻挡，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向东边往远处走则有太行山、燕山挡路；只能是向南迁移才风险最小。河东土地的富饶以及对第二故乡的熟悉，使他们更愿意在山西本地寻找出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置产，成家立业。山西成为新的家乡，自然就乐不思蜀了。
　　
　　沮渠族人的主体应该是留在了山西。当然也有被拓跋氏强行带走的（比如军人、工匠），这一小部分族人就随着北魏统治者到了河南等地定居。追根溯源，甘肃才是渠姓族人的第一故乡，山西则是第二故乡。渠姓的郡望完全有理由定为临松郡，也可以再加上太原郡和上党郡。
　　
　　以上是从地理因素的角度论证了古代的临松卢水胡所产生的精华和代表——沮渠部族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演变成了今天的我们——渠姓族人。理由已经是相当充足了，但还需要结合对时代背景的分析来进一步展开我们的论点。因为有人会说：古代渠姓和渠复、渠丘、义渠这三个复姓的人群可能并没有毁于战乱而消亡，也许是全跑到了山西后都改成单音节的“渠姓”了。大家可以判断一下中原所有姓氏里面带渠字的人都“逆流而上”逃到当时已沦为戎狄乐园的山西来避难的几率大不大？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显然并不大！
　　
　　今天山西的大部分除了西南一角的临汾等地区外，都归并州刺史所辖。下面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当时的并州究竟是不是一个值得让中原人民前去避难的世外桃源。我们在“西汉末年动乱”、“三国长期征战”、“两晋中原浩劫”……这个长长的战乱序列里面只截取一个“时间断面”吧，虽然仅仅只是一个“时间断面”，但已经足够说明问题的了。
　　
　　在八王之乱后，公元307年，刘琨被封为“并州刺史”。他在给朝廷的奏表中对当时的真实情形有非常逼真的叙述：“臣以顽蔽，志望有限，因缘际会，遂忝过任。九月末得发，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以臣愚短，当此至难，忧如循环，不遑寝食。臣伏思此州虽去边朔，实迩皇畿，南通河内，东连司冀，北捍殊俗，西御强虏，是劲弓良马勇士精锐之所出也。当须委输，乃全其命……。”
　　
　　请大家注意这一段话“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简直就是标准的人间地狱！即使魏晋时的山西曾有过几户古代渠姓人家居住，在浩劫到来时，他们能不逃命乞活吗？！要知道，不跑就意味着坐以待毙。
　　
　　古代渠姓、渠复、渠丘、义渠都已久居中原，属于老牌汉人。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南侵,原来的中原人不得不南移, 古代渠姓、渠复、渠丘、义渠要随之迁移的话也只能是逃向更为安全的南方，而决不会跑到当时已沦为戎狄乐园的山西去自投虎口。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重大问题：假设古代渠姓与渠复、渠丘、义渠三复姓都在南方（甚至是北方）生存了下来并都改成了单音节的“渠姓”，便会形成近代渠姓的多点起源格局。而这就与近代渠姓全部源于山西省明显不符！据此我们不得不极为沉痛地承认：古代渠姓与渠复、渠丘、义渠三复姓皆毁于战乱久矣……
　　
　　在西晋的八王之乱和北魏统一北方中间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北方特别是山西处于最黑暗、最血腥的时代。这个历史时期以大分裂、大动荡和杀人盈野、杀人盈城为主要特征，毁灭了诸多小的姓氏。只是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山西才步入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发展局面。沮渠部族正是在这个较好的时期进入了山西，这有利于族人的生存和繁衍，他们是幸运的。
　　
　　中国人没有充分的理由绝不改变其姓氏。其实渠复、渠丘、义渠这三个复姓即使假设有一小部分人幸存下来，他们改姓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也并不存在，而沮渠氏却是非改不可的。这个改姓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就是解开渠姓源流之谜的第二把最关键的钥匙，它同时也排除了从天堂中拽下已久享极乐的渠复、渠丘、义渠三姓的企图。具体原因请看本文第三节。
　　
　　三、最关键的钥匙之二（社会与心理因素）：单音节的渠姓为什么必然会产生
　　
　　我们现在所用的渠姓是怎样产生的呢？答案是：去“沮”留“渠”。前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上一节曾经提到：中国人没有充分的理由绝不改变其姓氏。沮渠族人恰恰正是有绝对充足的理由改变自己的姓氏！因为不改就不能彻底去除不祥和耻辱的印记；不改就不能更好的融入中原社会；不改就不能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这里面的苦辣酸甜是今人很难体会到的。
　　
　　李济先生写的《中国民族的形成》是部好书，我是在零六年初才读到它的。当看到这段话：“……顺应时宜。外来成分在长期定居之后，开始感到他们在社会上受到排斥，因为他们保留着原先部落的多音节的名称。于是要求同化的欲望变得很强烈，结果一些多音节的姓氏变成了单音节。”时，内心感到无比亲切，因为同样的话早已被前辈浇入了作者的心田。也正是这部书催生了我写《渠姓源流初探》的念头：不能让自己前辈的劳动成果继续默默无闻下去！
　　
　　少数民族改姓的社会性肇因是绝对存在的。因为他们保留原先部落的多音节的名称，就必然会在中原社会受到排斥，这一点毋庸置疑。要知道，他们当时所进入的中原并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时代尊重少数民族，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这只能是一种奢望。比如辛亥革命后的满族便出于生存原因，不得不把多音节的满洲姓氏改为声音相近的单音节汉姓。满族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在解放后（还有一说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眯起双眼四下细看，觉得社会情形真的变好了才敢于承认自己是旗人……。这些都是离现在很近的事情，可供我们据以理解真实的历史。
　　
　　关于 “少数民族多音节的姓氏变成了单音节”的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我们在应用时必须把握住它的度。这个度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多音节姓氏都变成了单音节，真正改变了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呢？这其中心理性的肇因太重要了！关键的判定因素是：看其译成汉字后的姓氏有没有中原文人所涂抹上的轻蔑和侮辱色彩。如果没有轻蔑和侮辱色彩，胡人不一定就非要改姓。实际上有许多胡人的复姓一直沿用了下来，比如呼延、慕容、宇文……等等。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姓宇文。
　　
　　对于“单音节的渠姓是由渠复、渠丘、义渠这三个复姓改变过来”的说法，我永远是不大赞同的。且不说这三姓早在沮渠部兴起之前便久已湮没于历史，就算是在经历了西汉末年动乱、三国长期征战、两晋中原浩劫后生存下了几户人家，他们也不需要改成单音节的渠姓。虽然渠复、渠丘、义渠这三姓中至少渠复和义渠是明显的胡姓，但由于译成汉字后的相应姓氏并没有轻蔑和侮辱色彩，他们改姓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也就不会产生，在这一点上与沮渠族人是大不相同的。沮渠族人为什么具有强烈的“改姓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原因如下所论：
　　
　　胡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的姓氏译成汉文后只能是任由中原文人给配字了，结果是出现了许多不好的现象。比如沮渠这个姓氏的翻译就是令人不愉快的。沮渠的头一个字“沮”是什么意思呢？“沮”字的主要意思是败坏、阻滞，我们读书一看到古人说“事沮矣……”，马上就可以肯定地判断是坏事了、快完蛋了……。
　　
　　渠中之水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发挥作用，现在可好，让它停滞不前；渠道全赖土堤坚固才能安全输水，现在可好，让它败坏溃决。这实际上就起到了巧妙地诅咒、谩骂这个姓氏的作用。本来完全可以用另外的字来配这个音，但却用了这么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反映出了当时中原文人对胡人的歧视和戏谑，就像我们现在戏称美国为“霉国”是一个道理。这种事情在阶级社会是避免不了的。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千八百多年前还活动于历史舞台上的“沮”姓（比如三国时就曾有著名的沮授先生），今天已经几乎是无处可寻了。很可能“沮”姓汉族人后来也因顾忌其意义不祥而放弃了它。“沮”确实是令人害怕的一个字。
　　
　　或许有人会说：沮渠还有一种译法即“且渠”，这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我们的回答是：涛声依旧！因为“且”的古义是生殖器。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的嘴里一旦说出生殖器来，就不会是什么好话（只有在原始社会，那时盛行生殖崇拜，“且”才是正面的词汇）。所以说，与其用“且”字还不如用“沮”字呢。
　　
　　从这两种译法的汉语配字，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原文人摆脱不了大民族优越意识的支配与束缚。沮渠部族的先人是驰骋草原的彪悍骑兵，质朴少文，自然无法理解中原文人扣在他们头上的这顶不怀好意的“黑帽子”。看到自己的姓氏竟然能够用汉字书写出来，起初他们脸上露出的全是乐呵呵的纯朴笑容。但数百年后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居，到了沮渠蒙逊时代已是文明大进。沮渠蒙逊本人便热爱汉文化，晓畅汉文典籍，他的兄弟以及子孙后代在这一点上也毫不逊色。这时候，他们应该是弄明白中原文人扣在他们头上的到底是一顶什么帽子了。
　　
　　“沮渠”是不宜再用下去了，而“且渠”也不能用；彻底抛弃“沮渠”吧，又于心不忍……。改变自己的姓氏绝对是一件极其重大而又痛苦的事情。整天被人家沮渠、沮渠的叫着，实际上无异于接受和承认诅咒。有文化的沮渠族人决不会无限期的就这样忍受下去。从理智上讲固然是必须改的，但从感情上讲却是不忍心改。沮渠族人心胸中这场思想斗争和感情斗争之激烈，并不亚于汉武帝时代草原上爆发的汉匈大对决。
　　
　　把多音节的胡人姓氏改为声音相近的单音节汉姓，具体应该怎样改才能够更令族人满意呢？在进行了反复考虑和综合衡量之后，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就是去“沮”留“渠”。这样既铲除了附着在上面的恶性诅咒和辱骂，又保留了自己祖先所特有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渠”字，与“沮渠”声音相近，而且“渠”的第一意思是中性的。可谓两全其美！智慧的先人们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况且就连汉族人都放弃了“沮”这个姓，身为胡人的沮渠部族还有什么理由抱住“沮”字死死不放呢？！
　　
　　沮渠蒙逊时代的族人没能完成这个改革任务，又过了数百年之后才终于由我们渠氏先祖中的一位或几位智者办成了这件大事。倡导者们应该是一些德高望重、才高学深、号召力与组织力俱强的儒士。必竟“沮渠”这个姓氏已经沿用了好几百年了，许多人对它早已习惯了。所以，召集各地族人们商量和挨家挨户说服不是件容易的事。
　　
　　据老辈人讲，百多年之前，渠姓在山西省不读渠而读巨（现在可能是都读渠了）。因此有些人士便据以猜测渠姓与巨姓或者是车姓有渊源。唉！与其这样绕远路推测还不如直截了当的毅然判断：读巨是因为上千年以来当地人民叫惯了“沮渠”，不易改口所致。
　　
　　各地的族人们大多数应该是改用新姓了，从后来渠姓的繁茂可以得到证明。当然啦，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而通知不到，或者是性格执拗而决不更改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就导致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在极个别的地方仍存留有极少数的“沮渠”姓氏。如果真有的话，我们应视为自己的亲人而待之。去“沮”留“渠”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在当年完成这件事情是非常需要智慧、决心、勇气、耐心的，这四大要素缺一不可。
　　
　　四、去“沮”留“渠”的变化大约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由复姓“沮渠”变为单姓“渠”，这个战略大转折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因为可资确证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现在的我们只能是进行大致的推测。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姓氏改革经历了一个复杂漫长的拉锯过程，前后足有数百年之多。
　　
　　我们今天读《魏书——氏官志》等书，从中可以发现许多姓氏的变化源泉。首先，北魏孝文帝时推行汉化改革，大量读起来累赘坳口的胡人复姓改成了汉字单姓。沮渠族人在这个大气候下，初步尝试将复姓“沮渠”改成为单姓“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已饱受中原文明熏陶的他们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但这个过程并不平坦。北魏灭亡后至隋朝建立之前的这个历史时期，胡人意识观念连带胡姓又大有回潮之势，隋唐两代开国之君的祖辈们都曾被鲜卑统治者授予过胡姓。这样，沮渠姓在唐朝时仍有出现就不奇怪了，比如唐高宗时便有书法家沮渠智烈闻名于世。
　　
　　再往后进入五代、两宋、蒙元，看过不少相应的朝野史籍，实在是难觅“沮渠”之影了。到了元末明初，明明白白的渠姓开始兴起。离晋移民、经商致富……，步入了历史舞台。也就是从这时起，各地族人们家谱中的人物及其事迹与现在才是直接相连、历历可考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沮渠族人脱胡入汉的最终完成（即去“沮”留“渠”，但是还没有消除掉最后一处有形可查的胡人痕迹），是在残唐五代和元末明初的中间。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定为北宋吧，距现在约一千年左右。
　　
　　之所以定为这个时间，我认为是由于北宋时期新儒学（道学、理学）蓬勃兴起，其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理念对胡人后裔们构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从而促使少数民族的传人不得不做出一些形式上（比如姓氏）的变更，以适应形势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总而言之，去除不祥和耻辱的印记是改姓的内在动力，新儒学（道学、理学）的蓬勃兴起则是改姓的外部推动力量。这两大力量汇合起来共同作用于造化，我们的渠姓自然就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五、古代临松卢水胡的起源与变迁
　　
　　毫无疑问，今天的我们起源于沮渠部族。由于沮渠部族是古代临松卢水胡孕育出来的主体和精华，所以考察一下临松卢水胡的起源与变迁也是很有意义的。古代临松卢水胡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杂胡（以匈奴人为主体）、东夷（且人）、秦胡（古罗马人）。为了便于大家详细把握历史，我在下面摘录了大量相关资料。谨向这些文本的原作者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来源为杂胡（以匈奴人为主体）。这个是目前的主流说法，也是学界相续年头最久的传统观点。以下引文摘自新华网甘肃频道等网络资源（我用花括号括住，约两千字）——
　　
　　{沮渠氏，一作且渠，卢水胡姓氏之一。本匈奴官号。张掖人蒙逊祖先曾为匈奴左沮渠，后以此为姓。或说沮渠氏源于月氏。后与河西各族杂处，称卢水胡。
　　
　　迁居塞内的匈奴人发生很大变化。除南匈奴外，又先后分解出屠各胡、临松卢水胡、铁弗匈奴三个重要分支集团。屠各胡与南匈奴散居于今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其中以居住于山西省的部分为最多、最强。两部分匈奴人，在公元4世纪前30年间，曾联合在今山西和陕西二省建立“汉—前赵”政权。“临松卢水胡”居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与青海省之间，5世纪前期于河西一带建立“北凉”。
　　
　　在前赵灭亡半个世纪以后，临松卢水胡崛起于张掖一带，并建立政权，史称“北凉”。 “北凉”的创建者为沮渠蒙逊。蒙逊先世为匈奴左沮渠（官名），因以为姓。祖父祁复延曾为“伏地王”，父法弘为前秦中田护军。后父死，代领部曲。吕光建立后凉时，蒙逊伯父罗仇、麹粥分别为尚书和三河太守；从兄男成为将军，守晋昌；而蒙逊“自领营人，配箱直”，肩负宿卫。397年，吕光信谗言，杀罗仇及麹粥。蒙逊素来“博涉群史”，“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不堪吕光凌辱，遂乘归葬罗仇机会，聚众起兵。
　　
　　北凉初建，处在后凉、南凉、西凉四面强邻压境之中，形势险恶。为了巩固政权，沮渠蒙逊重用汉族人士治国，并在此基础上整顿内政。首务是扭转因争战连年而造成的农田失理及粮食等物资匮乏的情况，实行轻徭薄赋，令民“专功南亩”的政策。同时，放宽刑罚，赈恤灾荒，检查失政，严督官司吏，劝课农桑，以期“明设科条务尽地利”。永安二年(402年)姑臧遭饥荒，蒙逊一次送粮万斛，解救饥民。其牧业也有很大发展。其次是聚贤纳士，凡是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不拘其民族与身世，均予擢任重用，创造了“文武咸悦、百姓欢乐、政通人和”的政治局面。在用人中不因小过害贤，不因降将而不用。即使敌国降将如杨统、张穆、焦郎、文支等也参掌枢要专镇一方。另外，蒙逊纪纲严明，对卢水胡豪强，有蠹国害民的严惩不殆。元兴二年(403年)八月，镇守临松郡的中田护军亲信、临松太守孔笃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民愤极大，两人虽为蒙逊伯父，也不予宽贷，先予严责后勒令自杀。
　　
　　蒙逊执政时，提倡儒学。对“凉之旧臣”有才望者，“咸礼而用之”。敦煌人阚骃博通经传，聪明过人，注王朗《易传》，撰《十三州志》，行于世。沮渠蒙逊很器重他，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史30人，点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郭璃的学生敦煌人刘昞，曾在西凉李嵩时为儒林祭酒，从事郎中，著《略记》《凉书》《敦煌实录》《方言》等一百多卷行于世。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北凉灭西凉，沮渠蒙逊又拜其为秘书郎，专管注记，在京城建造陆沉观，供其居之，“学生数百，月致羊酒”。到沮渠牧犍时，尊刘昞为国师。敦煌人宋繇，后凉吕光时举秀才，任郎中，后投奔北凉段业，因段业“无远略”，又西奔西凉李暠，沮渠蒙逊下西凉后，拜宋繇为北凉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重任。除上述人物，还有张湛、索敝、阴兴、宗钦、程骏、程弘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云集张掖，都给予殊荣，使他们得以其长。
　　
　　由于沮渠蒙逊采取了上述举措，使北凉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都比河西同时期的后凉、西凉、南凉有显著进步，国力也比较强盛。永安三年(403年)以后，北凉开始将国策逐渐转向对外进取，扼制西凉不敢向东争地。到永安十一年(411年)，蒙逊发兵三万出西郡(今山丹东南)于显美(今永昌东)穷泉击溃南凉主力，逼迫南凉主秃发褥檀撤往乐都(今西宁东)，从此囊括了姑臧在内的枹罕(今临夏市)以西至酒泉以东地域。永安十二年，北凉移都姑臧，蒙逊即河西王位。414年西秦灭南凉，接着蒙逊对西秦宣战，从西秦手中夺回河湟郡，才算罢休。玄始九年(420年)十月，蒙逊完成了灭西凉的战略，西域36国皆遣使朝贡。承玄元年(428年)，蒙逊夺得西秦的枹罕、西平郡(今西宁)两郡，又占领河南、湟水地区。到公元430年前，完成了整个河西走廊的统一，疆土东接金城(兰州)，西包敦煌，势力所及达于葱岭。
　　
　　沮渠蒙逊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同时对河西文化还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普及佛学中起了重大作用。玄始中(412年—425年)，蒙逊请天竺(今印度)高僧昙无谶到姑臧传授佛学和译经，先后与河西沙门惠嵩、道朗等合作，译出《大般涅架经》36卷，《六等大集经》29卷，共14部。蒙逊执政期间还先后开凿了天梯山石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部分洞窟和金塔寺石窟、以及敦煌莫高窟第272、275等石窟，成为河西文化的瑰宝。
　　
　　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年)，沮渠蒙逊卒，年66岁，儿子牧犍即河西王位。六年后北凉被北魏灭掉，北魏接受姑臧城市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从此可以看出北凉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之一斑。
　　
　　439年（北魏太延五年），以牧健有轻北魏意，拓跋焘亲征。因沮渠祖、沮渠万年相继纳款，姑臧城破，牧健被迫率文武5000人出降。武威、张掖、酒泉一带尽为北魏军所占有。牧健弟沮渠无讳、沮渠宜得奔敦煌，422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无讳以乏食率众万余户西走，命弟沮渠安周击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同年九月，又出兵夺高昌，并遣使向甫朝宋献方物，受封为都督凉州、河州、沙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河西王。444年，无讳卒，弟安周立。460年，高昌为柔然所破，安周被杀，北凉亡。}
　　
　　来源为东夷（且人）。这种说法不同于上者，细观之也有一定的道理。以下引文摘自网同等网络资源（我用花括号括住，约六百七十字）——
   
　　{源出于且人。且是尊奉男生殖器为图腾的部落。源于黄河流域，沮吴，亦即徂徕，山东泰安东南，且人在尧舜时代曾居于此。后为商所逼向四方迁移，在山东仍称且人，东北迁融入沃沮，西迁新疆建且未国，向西南迁建苴候国，向南迁为且欧、且兰，为百越一支。大多融入汉族，迁边疆的又分别融入回纥、布依、水、壮、满、朝鲜等族。
    
　　西迁一支经陕西且水迁至甘肃，建徂国，为周文王所灭。余部再经河西走廊西迁，至秦代在新疆建且末国、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后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成为匈奴属国。设大且渠之官管辖，且渠之意即且人首领，渠有首领之意。所以云：匈奴族沮渠部，先世世为沮渠部酋豪
。后入居临松卢水。
　　
　　北凉太祖沮渠蒙逊，临松卢水人，临松在今甘肃张掖市南古城，卢水即今弱水上游，祖父沮渠祁复延为北地王、父沮渠法弘为前秦苻坚的中田将军，沮渠家族又在后凉任职。397年起兵反后凉吕光，拥后凉建慷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杀段业而自立建立北凉国，建元永安，称张掖公，都张掖。不久（412年）由张掖迁都姑臧（凉州），称河西王，421年灭西凉李氏，据有凉州全境（兰州、银川以西，哈密以东），盛时建有三河、武威、酒泉、祁连等十九郡。
　　
　　永和哀王沮渠牧健（茂虔）为沮渠蒙逊第三子，蒙逊死，牧健以皇太子即位。439年，魏师来伐，势穷请降，被杀，北凉亡 。北凉亡后，沮渠茂虔之弟沮渠无讳、沮渠安周西逃鄯善，据地自立。兄弟相继入贡于宋，宋封安周为凉州刺史、西河王，不久被柔然所灭。西秦有散骑常侍沮渠兴国、河湟太守沮渠汉年。北魏有雍州刺史沮渠康。北凉敦煌太守沮渠唐儿，镇西将军沮渠旁周。沮渠氏几乎全融入汉族。}
　　
　　来源为秦胡（古罗马人）。这无疑是最令人震惊的一种新说法，近年来开始流行于学界。以下引文摘自甘肃省武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所撰的资料（我用花括号把它们括住，约一千九百字）——
　　
　　{公元前１世纪末叶，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即在公元前５３年至公元前３６年之间，一批自称是骊蚠人的异族从西域迁入，归附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蚠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蚠县。随着民族的融合，在河西被称为骊蚠人的古罗马人作为一个种族，特性已经消失，故隋代开皇中，将骊蚠县并入番和，骊蚠存县约６００余年。
　　
　　《大清一统志》、《五凉志》说：骊蚠废县在今永昌县南者来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张掖郡，县十。……骊蚠：（王）莽曰：揭虏；颜师古曰：今其土俗人呼骊蚠，疾言之曰力虔。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应劭，在他所撰的《汉书集解音义》中说：“骊蚠，大秦也，张掖骊蚠县为西域蛮族而置。” 另一个东汉学者服虔也说：“骊蚠，张掖县名也。”他们的这种解释，是以当时河西走廊存在大量秦胡的事实为根据的。
　　
　　从清初的大学者惠栋，到清中期的钱坫、徐松，到清末的王筠、王先谦等，通过考证，对骊蚠县缘何而设，作了明确的诠释，一致认为：骊蚠县，本以骊蚠降人置。这降人并非俘虏，而是和平归附者。向达先生，在１９２０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中指出：“张掖郡有骊蚠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冯承钧先生，他在１９４４年所著的《西力东渐记》中指出：公元前３６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这是第一次将骊蚠降人跟古罗马东征军联系起来。
　　
　　在河西的古罗马人一度十分活跃，他们曾多次参予了地方上的兵事活动。马超、韩遂军中便有秦胡、卢水胡。这批古罗马人，在东汉称作秦胡，三国时称卢水胡，在西晋称作为力羯羌，在东晋称作骊蚠戎。史书均有明确记载。
                           
    之所以称作秦胡，是因为东汉、三国时期，骊蚠国又被称作大秦国，中国自然称大秦人为秦胡。三国时马超、韩遂叛曹操，马、韩所率西凉兵主要是被称作“秦胡”的罗马人。上世纪７０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更有“属国秦胡卢水”的记载，由此可见，《后汉书》在凉州兵事的记述中多次提到的秦胡，就是河西的罗马人，因为地理因素加上约定俗成的缘故，骊蚠人又称作卢水胡。骊蚠县故址者来寨，有一条河从南山沿伸下来，现在叫者来河，在当年叫卢沟，也叫卢水，时至今日的永昌地图仍将者来河上游标为早卢沟，意即旧时之卢沟。《三国志·张既传》中说：黄初二年，骊蚠、番和、显美三县的“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起义者数万人。卢水胡起义之地就是后来东晋时骊蚠戎造反之地，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中国古代称罗马为骊蚠，在河西走廊的罗马人又被称作骊蚠戎。《晋书·张祚传》载：永和十年，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蚠戎于南山，大败而还。”东晋张祚在武威自立为王，骊蚠戎反叛，竟打败前来讨伐的张祚军队，可见势力之大。中国史书将罗马人如此明确直书为“骊蚠戎”者属绝无仅有之笔，却实是一字千钧的文字。
    
　　 生活在河西的罗马人被称为“秦胡”、“骊蚠戎”或“卢水胡”。尽管他们在各时期的称谓不同，但他们世代生活的大本营却只有一处，即以骊蚠县为中心，旁及番和、显美、临松县这一地区，即卢水地区。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河西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到底从何而来？这些人来自克拉苏的东征军。公元前６０年，古罗马帝国的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形成“前三头执政”。为了缓和矛盾，三巨头于公元前５６年在路卡会晤，达成新的协议：恺撒继续兼任高卢总督，庞培兼任西班牙总督，克拉苏兼任叙利亚总督。公元前５４年，克拉苏为了夺取更多的财富与土地，不顾一批保民官的反对，发动了对帕提亚（中国古书称安息，即今伊朗一带地区）的掠夺战争。通说克拉苏率５万人，但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公元１世纪写的《罗马史》记载，克拉苏率１０万人的大军入侵安息，战场上近１万人逃脱，其余或毙或俘（《罗马史》第１４卷）。
　　
　　数万俘虏被遣送安息东疆马吉安那服役或守边。马吉安那在木耳加布河流域即今阿富汗西北部，北靠康居，东接大月氏、大夏。西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早已穿过大月氏、大夏，直抵安息首都，并与这些国家有频繁的商贸往来。丝绸之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来往商队络绎不绝，驼铃声响彻昼夜。那些在战场上逃逸的罗马士兵，以及在安息东疆已沦为奴隶不堪忍受安息人欺辱的罗马俘虏，便成批成批逃到大月氏、大夏，开始了与西汉的接触，并从商道大批内迁。西汉在张掖郡设骊蚠县以安置。这就是颜师古说取国名为县、清代学者说该县为骊蚠降人而设的缘由。中国汉代以降出现的骊蚠县并不单单是一支西方军人流落至中国境内在此休养生息的简单过程。这个情节和片段若放在国际文化大视野中考察其精髓与内涵，将彰显中华大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对待异族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
　　
　　如果以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渠氏部族最早的源头就有可能是在意大利。喜欢足球的族人也许会说：“哈、哈，原来我们和巴乔、托蒂等等明星有着共同的祖先！”然而如果我们揽镜自照，面前所呈现出来的蒙古人长相就会使大家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在古代确曾存有血缘上的关系，但里面实质性的东西在今天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作者多年来一直是倾向于古代临松卢水胡源于杂胡（以匈奴人为主体）的看法，但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于其来源为秦胡（古罗马人）的考证也很有道理，这就使得我越来越关注这种新说法。不知道族人们各自倾向于哪种看法（三选一）？如有自己所钟爱的观点，也应该写出来供大家探讨。
　　
　　无论真正的来源到底是哪一个，把其中任何一个的历史变迁写成艺术作品都绝对是撼人心魄的伟大史诗！渠氏部族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两千多年来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有声有色之事。搞艺术的族人们应该放大自己的视野，不要只盯在一百多年前的商业辉煌上，而是要设法去表现我们更靠前的祖先。他们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描绘和展现，形成艺术作品后其精彩必定远远超过《乔家大院》等剧。切莫等闲视之！这属于最有意义的事情，光宗耀祖是每一个渠姓族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六、正确看待民族演变和文化进步
　　
　　现在国内有股歪风邪气，即某些人不能够正确看待民族演变和民族关系。以自己的祖先不是汉族人为荣，甚至以祖先曾经是外国人为荣，结果由此而滋生了种种不良心态及不良行为。此皆因不明天下大势所致！素有爱国传统的渠姓族人是绝对唾弃这种无智思维的！
　　
　　其实汉族本身就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民族经过数千年的漫长历程混血而成的。我们渠姓族人经过两千多年来的胡汉混血，身上中原华夏民族的成分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文王实际上也是我们的祖先，他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应视其为祖宗之一而致以敬礼。
　　
　　基于中华文明的最大宽容性与进步性、经济发展的无限潜力、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可以说这种民族融合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最终都将融入汉族。渠姓族人在一千五百多年以前就被时代推上了这条道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光明之路。
　　
　　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贵和”，渠姓族人的重新崛起便是受益于此。我们先看一下沮渠部族的前期历史，是不停的征服和不停的造反，充满了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再看一下沮渠部族的后期历史（这时应改称渠姓族人了），时间抹去了心中的暴戾和浮躁，他们变得温和而精明，于是以智聚财以勤致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神话。
　　
　　这就很像日本人的经历，先是在战场上征杀屠戮，费尽力气还是一场空；改弦易辙后弃武从商，反而是得到了更多的实惠，繁荣富裕令人羡慕。俗话说得好：和气生财。渠姓族人的沧桑历史实实在在的证明了这个道理，他们后来的成就都是文化进步所带来的。
　　
　　那么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说：渠姓族人的祖先们那种游牧文化一无是处呢？不是的！游牧文化还会有它反老还童、重新崛起的一天。而且，文明之间的交流（包括与古代游牧文明的交流，此点至为关键）总能诞生出生命力极强的新文化。中华文明要想重振雄风就必须从游牧文化中汲取宝贵营养。
　　
　　所以，辩证地讲，古代驰骋草原的祖先们所体现出来的理念虽然被人们指斥为落后野蛮，但它在未来的新时代反而极有可能会成为文明的新标准和新动力。我们应该为自己拥有雄武善战的祖先而自豪！感谢他们！历史将证明一切！
　　
　　七、共同进步
　　
　　上面我谈了一些对渠姓源流的初步思考，值得商榷之处肯定是很多的。由于可资确证的历史资料的稀缺，在这里不得不运用了以推理为主的方法。所以，在精确性和实证性上与真实情形之间肯定存有距离，这就有待于今后从山西和甘肃（也包括新疆等其他地方）的古代地方史志及出土文物中取得更多的佐证。因此我希望大家也能提出自己的宝贵观点，以校正作者的看法。
　　
　　渠姓族人素有崇学修文的好传统，英杰世代辈出，未来必将兴旺发达，永照青史！
　　
　　我们共同探索！我们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