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仑死后，他所创基业传及子孙，共为十代，历时153年，于公元555年为阿尔泰山地区崛起的其附庸突厥汗国所灭。社仑无愧是我国古代柔然族的英雄，他顺应柔然人游牧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不畏艰难险阻，冒着生命的危险，实行“夺部之变”，杀其伯父及从兄弟，摆脱北魏的羁糜，引部远度漠北，逐并高车匈奴余部，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政权，将柔然人的社会拉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内，脱离了蒙昧野蛮的原始社会时代，开辟了柔然人历史的新纪元，是其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自称为“丘豆伐可汗”，按其释义是“驾驭开张的君主”之意，这是有意义的现实的直叙，很值得尊重。当然社仑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其统治和压榨必然带有野蛮时代的痕迹，因而也是相当残酷的。但是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审时度势，摆脱北魏的羁魔，利用中原民族政权混战的形势，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统一的、较为强大的汗国，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柔然族的游牧社会经济，在社仑时代发展的程度如何呢? 由于长期以来对他们及其汗国的历史研究不够，专著更少，因而要具体地搞清社仑时期的社会经济是较为艰难的。现在我们也只能就社仑为“可汗”前后的一些点滴资料来加以证明。   

首先是畜牧业，社仑时代柔然人的畜牧业是较为发达的。史籍上虽未记载牲畜兴旺的数目，现在也无法考证，不过在公元385年，匈奴铁弗部刘库仁之弟刘眷领部袭击柔然别部肺握于意亲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时，“获牛羊数十万头”。这个时间距社仑北度吐拉河建庭称汗还早十七年，可见柔然人当时畜牧业之兴旺了。柔然人在发展畜牧业中，对马匹的饲养极为重视，这大概是因为对外征战和进行生产与交换有关。公元407年，社仑称“可汗”后第五年，他为了友结后秦，共抗北魏，遣使至长安，给后秦“献马八千匹。”公元411年，社仑死后第一年，其弟解律继汗位，为了与北燕冯跋和亲，政治目的还是为了抗北魏，就“献马三千匹”由此可见，柔然人养马之盛了。当然史载这些材料，有的不完全是柔然人独家生产的，必然有高车人等部族的贡献。牛羊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资源和财富，而马匹的兴盛说明其牛羊牲畜饲养的发达，因为它的兴盛往往是与牛羊的发展成正比的。与畜牧业生产相关的就是狩猎业，在游牧民族中狩猎也是其衣食来源之一，所以狩猎业在游牧民族中也是较为发达的。当时的大漠南北，“野兽所聚，千百成群”。柔然人早在社仑以前，作为鲜卑拓跋氏的一个“部帅”、臣属，每年向拓跋氏贡奉马匹牛羊牲畜外，还要进贡“貂皮”等物.所以不难设想他们当时的狩猎业发展情景了。

其次就是手工业，柔然人的手工业主要是冶铁、造车、制恺、穿庐、毡帐和毛毡等。1925年苏联考古学家波罗夫卡，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畔的诺颜歹·斯穆发掘了一座古墓。出土的器物中有铁刀、铁箭链、铁马橙、马缀等物。经鉴定一般认为这些器物是公元四、五世纪的产物，是属于我国柔然族的遗物。蒙古高原铁器生产工具的出现，早在柔然族前数百年的匈奴统领时代，自然晚于匈奴的柔然人因袭下来，这是毫无间题的。当时活动在金山(今阿尔泰山)之阳，最后消灭柔然汗国的突厥人，在长期被柔然族的奴隶主奴役时，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之“冶铁”。成为柔然人的“铁工”。其住地成了柔然人的冶铁基地，所以，柔然汗国铁质生产工具的发展恐怕还是可观的。

总之，作为东胡族后裔的柔然人，从氏族、部族到部落联盟、经过了近百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本族社会内部经济的发展和掠夺的成功，在当时我国多民族国家融合、同化混乱的缝隙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到了社仑时代，终于摆脱了北魏的统治，并使其社会跨入“文明时代”，建立起国家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其汗国疆域之大不亚于当年的匈奴。这种统一虽然是早期的军事奴隶制的统治，但对大漠南北和西北的新疆等地与内地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对各部族、民族游牧经济的发展以及他们之间的文化、思想感情的交流，在继匈奴、鲜卑族之后，又一次地起了促进全国统一的作用。这是它的历史功绩，应当肯定无疑。

社仑称“可汗”后，在位仅八年，但他所开创的宏伟事业，由他的子孙们继承和发扬起来。当时正是我国各民族纷争，十六国政权相互对抗之际，它矗立于北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继承匈奴、鲜卑的统一北疆的间题，而更主要的是开拓和捍卫了我国北疆的领土以及促进中华民族融合、同化和文化思想感情的交流等方面，都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致使后来的突厥、隋、唐、辽、蒙古(元)和清因之而成自然。

  以游牧为生的柔然人，被迫徙居蒙古高寒地带，他们只好“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在这样的地理气候环境中生存，在科学不甚发达的古代，确实是十分艰难辛苦的。因而他们对中原大地十分向往，尤其对它们的劲敌北魏政权的所在地十分眼红。他们在立国之前和之后，直到最后衰亡为止，其统治者总是把北魏当作他们斗争的对象。也就是说把今内蒙和山西、陕西、河北的北部，即鲜卑拓跋氏的住地作为争夺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他们长期以来与北魏政权既有广泛的经济政治上的联系，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及其斗争。他们往往利用中原和西北各民族政权与北魏矛盾斗争之机，组织军队袭击北魏，与此同时，还运用各种方式，比如使臣往来、馈赠礼物、联姻和亲等，与东边的后燕(后来的北燕)、西边的夏、后秦，甚至江南的宋、齐等政权，进行广泛的联系，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公开的政治目的，就是联络当时中国境内一切反对北魏政权的力量，共同对抗北魏。只不过北魏政权的不断强大，进而统一了中原，而江南的宋、齐政权日驱腐朽，加上北魏政权对他们实行军事征战外，还包括修复长城，设置边镇等有力的防御措施，从而使柔然的政治目的难以实现。

    随着历史的发展，岁月的向前，柔然汗国的统治集团也日驱腐败。汗国内各民族的势力不断兴起，公元555年，被它所奴役的、新生的、崛起于阿尔泰山的突厥部族所消灭。尔后的柔然人，也就融合、同化于我国北方诸民族之中，而不再现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