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邻姓，亦作巴林姓，是中国的一个姓氏，来源于蒙古族和满族等少数民族，目前大多数已衍化为单字汉姓。
　　
　　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
　　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乞颜部孛儿只斤氏巴邻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为氏。巴邻氏，亦称巴林氏、巴音氏，实际上是蒙古语“巴音”的谐音汉称，引以为蒙古族姓氏之一，出自蒙古族古老的乞颜部孛儿只斤氏家族，但不属于“黄金氏族”。蒙古语“巴音”，就是“富有”的意思，蕴意为孛儿只斤氏家族富有天下。在大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麾下掌管入敷钱粮财务之官员，就自称为巴音氏，即“富有者”，也就是在汉史、蒙史中俗称的“大财主”。
　　宋末元初，蒙古族人以少数民族捣毁了腐朽没落的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大陆。当时元朝统治者若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贡献。今天人们仔细读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所作的著名的《下江南檄》，在那里面强烈谴责了南宋王朝的通货膨胀为苛政，并曾亲自下诏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低。元世祖禁止元朝军队胡滥杀戮，废止了辽、金以来的酷刑，革除了宋王朝黥面的粗蛮刑法，都具有强硬改革者的一派作风。南宋以来，中原地主阶级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为农奴进行买卖，元世祖也下令予以禁止。就马可·波罗的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储备饥荒等等一系列善政。元世祖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而不再像成吉思汗那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掠夺之目的，去构建元朝的原始积累。元世祖采取了“南守北攻”的战略，亲自率兵包围卡拉科伦，在阿里不哥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元世祖攻南宋采取了以水军为主的战术，在军事上也大多用利汉人，战船则大部造于东京汴梁。这个期间，元世祖原来拟用燕京永清人(今河北永清)史天泽为攻宋统帅，但是史天泽以年老固辞，遂改用巴邻·伯颜，这就是因为巴邻·伯颜本人不嗜杀伐，而将过去蒙哥汗所用焚庄屠城的野蛮战法全部放弃。因此元世祖根本就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这从他之围困襄阳费时长达四年半（公元1268～1273年），不到这汉水流域的重镇被攻陷，绝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的战略举措上就完全能看得出来。在这些地方，元世祖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己本人在历史上也就成为了一座有效的挡箭牌，防止了蒙古族人对南方地区的荼毒。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就明确指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族人未之知也”，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过他自己为蒙古族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绝不愿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那样的单调地推行汉化，在军事方面，蒙古族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地位的过程中更不得不拉拢蒙古族人。他所赐“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愈演愈烈，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必然产物。在人事方面，元世祖在公元1285年诏谕右丞相安童：“此事当蒙古族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族人中较开放者，很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还要如此向他开说，可见元世祖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绝不像人们所想像的得意称心。马可·波罗曾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他的种族政策不满，即在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这些矛盾，可以使今人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具有非常尴尬、非常尖锐冲突的局面。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族人的经纪。然而海报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的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族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族人占领中亚之后，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土的广袤地区。如许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状态处于极端不利的状态。蒙古族人在公元1234年才灭金，元世祖在公元1260年才称帝，到公元1271年才称他的政治中心为元朝，到公元1276年元军才入临安，迟至公元1279年才消灭了南宋王朝的最后一重抵抗，统一了中国。从华北地区进展到华南地区，元世祖使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所以元世祖始终就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税收组织。
　　严格的讲来，元朝的整个财政体制就根本没有组织与系统，这在《元史·食货志》中说的“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之中完全可以看出端倪。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本原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而居，少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一千四百万，而整个长江以北不及二百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华北地区在元世祖掌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朝时期称为“投下”，即隶于蒙古贵族之下。在元朝中央政府成立这后，才逐渐地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殊的户专对某贵族履行各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直到元朝中期，还有贵族领有“采珠户”三万户的例子，实际上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去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奉珠宝的义务。还有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被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并不是实际上强迫他们去当矿工挖金子，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华南地区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南宋王朝的底账在临安被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其数目字即已十分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地区征实物外，一般皆按底账纳钞。元世祖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的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为地主而非平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在元世祖的领导之下，朝廷有一达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如回纥人阿合马替元世祖理财长达二十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直做到中书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曾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统的廷臣所不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元世祖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的情事为众口一辞的揭举，元世祖才命令发墓戮尸。当时也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元世祖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后来他为众人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元世祖进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峰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连以前作桑哥政碑的翰林们也被波及。但是，元世祖本人“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在《元史》中则将阿合马、桑哥、世荣其三人列入“奸臣传”之内。因此，有元一代，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朝廷财政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而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元朝的经济财政状态是由于元朝没有一个明确的财政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的残虐无法遏止。因此在公元1291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而元世祖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但是以后显然也就不可能有确切的下文了。所以，元世祖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符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的既多，国库的收入就达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三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在元朝中统正元间，元世祖发行的钱钞还不算过多，但继位的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就不可能再保持这种纪录，最终一代代越来越失控，演成元朝末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说明元朝不能成为一个有主体经济性的朝代，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以铁腕政治开创他的经济系统之背景。有元一朝，“巴音”即巴邻氏、或称巴林氏之蒙古族人甚众，后在元末明初，多改为汉字单姓巴氏、胡氏、俞氏、白氏、富氏等。
　　第二个渊源
　　源于蒙古族，出自宋、元时期蒙古高原巴林地区，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巴邻氏，亦称巴林氏，世居巴林(今俄罗斯伯力)、叶赫(今吉林梨树叶赫乡)、察哈尔(今河北承德)地区，以地为氏，源出蒙古内扎萨克部，本元朝丞相伯颜后裔。后满族有引为姓氏者，满语为Barin Hala。后多冠汉姓为巴氏、潘氏、詹氏、白氏等。
　　第三个渊源
　　源于满族，出自，属于以为氏。满族巴哩氏，亦称巴邻氏、巴拉氏、伯力氏，满语为Bari Hala，汉义为“弓”，世居哲鲁(今黑龙江下游地区)、库叶岛(今俄罗斯库叶岛)、科尔沁(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一带)。赫哲族中有引为姓氏者。后冠汉姓多为巴氏、博氏、伯氏等。
　　
　　得姓始祖
　　巴邻·失儿古额秃、巴邻·伯颜。
　　
　　迁徙分布
　　源出蒙古族的巴邻氏(巴林氏)是很古老的姓氏，后成为多民族共同拥有的姓氏，今主要分布在科尔沁草原，其分衍形成的汉姓巴氏、胡氏、俞氏、詹氏、白氏、富氏、伯氏、博氏、豆氏等族人分布在全国各地，融入各氏大家庭，但大多尊奉巴邻·失儿古额秃或巴邻·伯颜为得姓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