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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来源有二
1、 源出子姓，起于商代，(殷商)契
是用祖先的名字作为姓氏的。商代的第六世帝王名沃丁，是太甲的儿子。相传，太甲曾因不理朝政而被大臣伊尹放逐曲沃，三年后，他悔悟改过，又被接回复位，励精图治，国日强盛。太甲死后，沃丁即位，在位19年，商朝更加强大。沃丁死后，其后世子孙有的就用他的名字"沃"作为自己的姓氏。殷人之后建立宋国，宋与商则为一音之转。
2、 周代宋国是君微子启之后。或以沃州（因地不详）地名为姓。沃姓望族居太原（今山西太原）。曲沃。
二、 迁徙分布
浙江宁波镇海沃家村。
三、 郡望堂号
【堂号】：
"勤政堂"：明朝时，沃頖以监察御史左迁内乡知事。兴利除弊，禁奸保良。公署学校都是他建的。积谷10万石备赈。升荆州知府。
【郡望】：
据《尚友录》所载，明代吴兴有此姓。《姓氏考略》中记载：沃氏望出太原。
1、 吴兴郡：三国吴置。相当于今浙江省临安至江苏省宜兴一带。
2、 太原郡：战国时秦国置郡。治所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四、 历史名人
沃焦：汉代名人。
沃墅：明代温县知县，萧山人。洪武初，民艰于食，沃墅开辟荒芜，树艺桑枣，比代去，民遮道留之。
沃頖：明代成化进士，定海人。以监察御史左迁内乡知事。兴利除弊，禁奸保良。公署学校都是他建的。积谷10万石备赈。升荆州知府。
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
“殷商”一词，是“殷”与“商”的合称，并不是商民族对自己的称号。他们是自称为“商”，如对其晚期经营很久的都城，后世都史为殷墟，而甲骨卜辞中则记述商王出外田猎后返回都城为“入于商”。这个“商”就是殷墟，是《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章邯期会洹水南的殷墟，这同甲骨出土地今之小屯村为洹水所围绕的地望相一致，可见殷墟如据“名从主人”例应称之为商墟。不称商而称殷，本是来自周人。周之金文有“殷”字，从身、从殳。身即人之形，含义为人。“殷”古读同“夷”、“衣”音。因此周人称殷如夷，《中庸》“一戎衣”即“殪尔殷”，注家说“衣读如殷”。这都是各据不同方音写成的异形同音字。周人即称商之人为殷，故在《诗经·大明》中出现了殷人与商人相混合的称号，而有“自彼殷商”、“殷商之旅”等词与句。
商民族出于东方。《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倾》是宋国颂扬其先代的诗，记载了商人的古代传说，玄鸟即燕子，可视为商的图腾。《吕览·音初》说：“有巢氏有二佚（美）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注说：“天命燕降卵于有巢氏，女吞之生契。”《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祖先为契，契母简狄是有巢氏之女，帝喾次妃（按此为后来附会），“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可嘉？”可见简狄传说出自先秦旧籍。《史记》原有所本，不是汉人杜撰的。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鲁叔孙昭子问郯子，少昊（皞）氏以鸟名官之故，郯子说：“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爽鸠氏司寇也……。”东方历法发达，很早就测定了二至二分，玄鸟氏就是主管此项工作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与齐景公谈到齐地的早期居民，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鲁国的曲阜是少昊之虚，蒲姑是商的同盟部落，可知商的先祖是少昊部族之一，山东半岛齐鲁一带是商民族早期活动的地方。
原始民族除商的先祖外，其他也有以鸟为图腾，以鸟名官之制。如《魏书·官氏志》载元魏“法古纯质，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鲜卑早期也有以鸟名官之制。鲜卑拓跋氏出于东北，可能与商民族同出一源，此义当别为文论之。
许多东北民族都保存始祖卵生的传说。如《魏书·高句丽传》说高丽出自夫余，先祖朱蒙（与邹牟·东明、逢蒙都是一声之转），母河伯（黄河之神，即冯夷）女，夫余王将女幽闭于宫中，太阳照射而怀孕，生一卵，男孩破卵而出，就是朱蒙，长而善射。清代在辑安发现了高丽《广开土好大王碑》称：“惟昔始祖邹牟，天帝之子，母河伯女，剖卵陈生，生子有圣才。”满族也说他们的祖先是仙女佛库伦吞了雀衔朱果而怀孕降生的（见《皇朝通志》卷一）。
商的母系，契母有巢氏女，名简狄，此巢和狄即戎狄之戎狄，表明她可能属于北方荐草中居的北方巢貉族。关于简狄的传说，说明东方民族与北方民族 在外婚制的条件制约下才产生的事实。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服牛。”郭璞注说：“殷王子亥宾 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柏以伐有易，遂杀其君绵臣也。”郭注所拓盖出于汲冢竹书。有易即有狄，易牙或作狄牙，简狄之狄或从易作逿，狄，易古音相通。仆牛即服牛，即用牛拉两轮大车。《后汉书·东夷传》讲到高丽的本地居民马韩”有牛马而不知骑乘”，就是还不懂得服牛。
《天问》说：“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此所说《山海经》所载实为一事。有扈即有易，扈胡叠韵，或称之为狄，或称之为湖，胡狄皆古代北方异族（指文化言）之通称。该即王亥，是季的儿子。王亥在卜辞又称“高祖亥”。亥字或从鸟头，或在旁边再加手形，这正表现了以手操鸟之形。亥《殷本纪》作振，也是从手旁。《山海经》所谓“操鸟方食其头”的说法是不对的，应是表示以鸟为图腾。
《天问》又说“恒秉季德，焉得乎仆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恒即王恒，见于卜辞，不见于《殷本纪》。王恒与王亥为弟兄，昏微即上甲微，有狄即有易，也是讲的同一故事。《吕氏夏秋·勿躬》与《世本·作篇》都说王亥作服年，《世本》又说：“相土作乘马”。相土也是殷代先公之一。服牛、乘马就是使牛马拉车。
商族祖先在齐鲁地区的活动地域称有穹，因山东半岛为海水所环绕，它的范围是有限的，故称有穹。相土时期，力量远达海外，《诗·商颂·工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海外指山东半岛之外，亦即从“有穹”到“无穹”。“无穹”指北方广远之地。《左传·昭公元年》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左传·襄公四年》载“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无终”即“无穹”。旧注说无终在河北玉田县。《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遂之代，北至无穹”。北方貉族以北，辽阔无边，俱属“穹”地。由上所述，可知商族力量远达北方，可能越渤海而到东北境内。
商族先公已使用两轮大车，和西伯利亚一带有了交往。伊尹是有莘氏之媵臣，莘即薪之古字，树木为薪，西伯利亚是原始森林地带，古代就称居住在这里的人为莘。古中国与西伯利亚的交通是畅通无阻的。西伯利亚和后来的匈奴也是很早就使用两轮大车，商族早期与他们交往，两轮大车的使用究竟孰先孰后，谁受谁的影响，一下还难于论定。
二、殷墟及其年代
殷墟是在考古发现的商城遗址中属于晚期的都邑。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自从盘庚在此建都起，一直到纣覆灭为止，共历二百七十三年之久再没有徙郡。殷人在此花费了将近三百来年的经营，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积累，必然也是深厚丰富的。因此对殷墟大量考古发现发掘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便成为探索殷商历史的重要基础。
殷墟的“墟”本作虚，为从虍从丘。如前所述，是穴居现象，是复穴之上两侧可以出入之形。丘虚为古代传说帝王之都，所以有太皞之虚，颛顼之虚，少昊之虚，轩辕之丘。所谓殷墟，就是殷人之都，即现在洹水旁之小屯村。殷虚之名，在秦汉之际以至六朝时代还是人们所共同认识的。所以《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与章邯盟，“期洹水南殷虚上”。《水经注》：“洹水出山（太行），东迳殷虚北”。这个地方，大概可以说是东方的交通孔道。三国时代的曹魏，六朝时代的后赵、前燕都在这里建都的。根据记载，宋人在此地发现许多铜器，因为这里接近汤阴，所以宋人说河亶甲墓、上甲冢都在汤阴，《考古图》、《博古图》和《通考》都是这样的。
就甲骨文来说，它本身也证明小屯是殷虚。甲骨文中殷代帝王之名极多，这是内证，是非常有力的，绝对可靠的记载。而且，卜辞记载田猎，总是说“入于商”，足以证明小屯是他们经常居住的地方，从而也肯定了小屯殷虚的绝对年代。
殷虚之称商，是因殷人以前居住的地方叫商，所以迁来小屯以后，地名也带来了。例如殷人之后建立宋国，宋与商则为一音之转。所以鲁国娶了宋之女，也称娶于商(“孝惠娶于商”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古代部族迁徙，用旧地名称所居地，这在当时地旷人稀，新地原来无名的情况下，是极其普遍的事，并不只殷一地是如此。如晋有故绛和新绛也是一例。殷虚的情况，虽然和上述的情况类似，但是并不完全一样，因为殷虚在成为殷人都邑以前，已经有殷的名字了，所以后来殷商并称：“自彼殷商”(《诗·大明》)。周初的人，已经是有这样名称了。
殷人的都邑，是经过多次迁徒的。王静安先生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论证自契至于成汤，都邑迁徙过八次。这可以备一说，但不一定就是准确的，应该根据考古发掘来进一步研究。成汤以后五迁，张守节在《殷本纪》的《正义》中说：“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这种都邑的迁徙，是因为农业不发达，需要改变地理条件来维持生产。所以，成汤以前的八迁也可能只在几个固定的地方往返耕种，而不是真正迁移了八个地方。从时间上来看，前八次迁徙所占的时间短，后五次迁徙所占的时间长，这说明农业生产有一些发展，用不着多迁徙来改变地理条件了。
殷人在殷虚住的时间是相当久的，《史记·殷本纪》说：“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竹书纪年》谓“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七百”应作“二百”。至“纣时稍大其邑”以下，可能不是《竹书纪年》的原文而是皇甫谧作《帝王世纪》时根据《竹书纪年》综合叙述的。可见，殷人在其最后的京城住的时间是很久的。不再迁徙的原因可能因为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国家力量强大，没有迁移都城的必要。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记》说盘庚迁亳是错的，《盘庚篇》说迁殷是极重要的根据。《史记》的错误是来源于《书·序》。《书·序》云盘庚五迁，始治亳殷。始治一字是《古文尚书》“始宅”二字所讹。
另一方面，甲骨和甲骨文本身也证明殷人在殷虚是居住得很久的。十万片以上的甲骨堆积，要不是殷人长期居住在这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且，从甲骨文和断代来讲，同样也说明殷人在殷虚居住得很久。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分甲骨文为五期，后来他作《殷历谱》也是如此的分法。他断代的标准有世系、称谓、贞人、书写等例，如甲骨文有称父庚、兄庚等的，就可以有根据认为现在发现的甲骨文，就时代来说是以盘庚时期为最早。武丁时代的甲骨文，笔划严整，字体大方，象征着当时国力和强盛。由以上种种原因，可以证明殷虚是盘庚以至殷纣灭亡时二百多年中殷代的国都。
关于殷代总年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左传·宣公三年》说殷商“载祀六百”。《汉书·律历志》引《世纪》：“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岁。”同篇又引殷历曰：“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两者是不一致的。根据《晋书·束皙传》说《竹书纪年》所载：“夏年多殷”，这可以大致得出一个概念。但是，夏代的总年数，也还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数字。《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夏代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参考《太平御览》卷83引《竹年纪年》）。而《殷本纪》引《竹书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史记·殷本经集解》引《竹书纪年》）。这两种说法，同样出现在《竹书纪年》，同样被裴骃引用，但殷年还是比夏年多，《束皙传》说：“夏年多殷”，在这里就无法解释了。关于殷代的年历，还没有可靠的记载或成熟了的研究成果。所以，殷代每一个帝王的在位年数，那就更无法确定了。
三、巫卜与甲骨
上个世纪末轰动世界的文化大发现，就是甲骨文字以及殷墟文物的发现。甲骨文字是巫卜贞人卜事或记事时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许多都是象形字，但甲骨文和金文的巫字，究竟象什么呢？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说文》说：“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这是汉代人的说法。《说文》认为男的叫觋，女的叫巫，但是后来不分男女都叫巫。《说文》说巫是以舞降神，这有几分真实性。因为《楚辞·九歌》上记载降神的都是巫。古代的巫，大多数都是女的，这可能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因为在母系社会时期，祭祀是由女的主持的。古代的人，由于生产水平、科学水平的限制，特别是由于统治阶级利用迷信以统治人民的结果，他们都相信巫和巫术，《楚语》“绝地天通”，这是人类文化进步的结果。在“天地通”的时候，巫就是神，这种相当原始的巫的信仰一直保存了许久。汉代各地有巫，如楚巫、晋巫、也有专门的河巫。满洲、蒙古也有类似”巫”的萨满。总的说起来，巫是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集团，他们掌握祭神、跳舞、医疗、文字等等宗教仪式和科学技术，他们是古代的有知识的人，卜就是由他们掌管着。
甲骨文占绝对多数的都是关于卜的记载，只有极少数是纯粹记事的辞。所以甲骨又称契文，又称卜辞。契是卜以前的整治甲骨之事。卜，就是问神以决吉凶。又卜与筮是有区别的。筮是有用草来预测吉凶，比起卜来，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定的例则可寻，已经简单多了，卜则纯靠巫的临时判断。
卜是相当原始的，许多历史上和现存的少数民族，都有骨卜的习惯，他们用牛骨、羊骨、鸡骨等来卜。殷代绝在多数是用牛骨和龟甲来卜的。卜的方法可以举牛的肩胛骨为例。先把牛骨胛骨加以整治凿钻，然后用木炭火来烧，这叫烧或灼。烧了以后使牛肩胛骨上产生裂纹，根据裂纹由巫加以解释而预决吉凶。这样作了以后，把卜的日月和事项以及卜的人的名字都契刻在骨上。而且，往往在后来也把应验与否的记录契刻在上面，这就成了现在十分宝贵的卜辞了。
卜字音的来源，就是取烧骨时的爆破声，形的来源就是象骨的裂纹，裂纹在甲骨上表现得很清楚。概括来说，横划向上的一般是吉的，横划向下或岐出的一般表示是不好的，凶的。
骨卜是原始的，而龟卜则晚一些。龙山文化有牛卜骨，小屯早期也多用之。小屯的晚期，则多用龟甲来卜。用龟来卜，这是南方崇拜龟的民族的习俗，殷人与这种民族结合，才使用龟来卜，因为，南方民族认为龟是灵物。《礼运》篇以龙、凤、龟、麟为四灵。战国及汉代则以青龙、白虎、朱雀(凤)、玄武(龟蛇)代表四方，中国一直到唐，还有用龟名人的如李龟年是也。
由于卜和记录所卜之事及其验否，都是巫人主持，所以，殷代的文字，可以说是为巫这个集团掌握了的。正如藏族的喇嘛掌握经典和文字一样。过去传说仓颉造字，假定是事实，那么仓颉也就是当时的卜人之一。因为文字不是一个人能创造的，而是一个相当长的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共同创造的。如卜字，这是掌握卜的巫人共同创造而且共同使用的，这是根据实践而造出的字。其他如用字，骨字、兆字也都是如此.卜的时候，常常正面卜一次，反面卜一次，把卜的事记在裂纹的旁边，这是一组卜辞，所以逃字有范围的意思，是把甲文的兆字加以改变而写了错了的。以上这些字如果不是卜人，他们怎能创造这些字呢。
甲骨上的字数是由几个字，十几个字到数十字不等，最多的有百余字的。有人说，商代已经有了文学，这是可以肯定的。
与甲骨文同时存在的还有在玉器、骨器、陶器上面还保存了墨书的文字。字体是用毛笔书写的，这也可说明蒙恬造笔的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
甲骨文和金文、大小篆、古文、隶书以及现在通行的汉字是一脉相传下来的文字。可以看出，甲骨文字奠定了造字的原则和中国文字的整个系统，它还是可以认识，可以读出，可以使用的活文字。
四、殷代的世系
甲、乙、丙、丁……为日，子，丑，演，卯……为辰，日为斡，辰为枝，见日之时为日，见星之时为辰，合斡枝以纪日如甲子、乙丑，即一日一夜为一天，干支就是斡枝省写。殷人以日为名，有大甲、祖乙、外丙、武丁诸称。实际上只有以干（斡）为名，而没有用支（枝）的（王亥是例外）。《白虎通》云殷人以生日为名。《古史考》云夏殷之礼“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我认为生日为名可靠些。例如，受辛死于甲子日史有明文，他不以甲为名，就说明受辛称辛是不以死日为名的。同时，要是以死日为名，岂不是在人死以前的几十年时没有人称他这个名字？死后哪个又晓得这就是他呢？这不合于命名的意义。以生日为名，就完全免除了这种不合事理的情况之产生。
干只有十个，因此加以大、小、文、武、帝、祖等以示区别。这种加的字，一般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后来尊称的。甲骨文称父某、兄某，只是相对的不固定的称谓，称祖甲、祖丁……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就是祖以上皆可以称祖，不必即为子之子的孙辈的称谓。所以，我们了解的《殷本纪》的完整世系，都应该是殷商后期造成的分别名称，而不是原来的状况。由于名的产生和祭祀的隆重，我们推测殷人也可能产生讳名的习俗。少数民族中，傣族也有这种风俗。他们生子之后，即以子名为名，如称某某之父，周代称这样的名为字，如某某甫，甫就是父。
成汤以后，研究起来相对的说是容易一些的。汤，《殷本纪》称为天惭，卜辞作大乙或作唐，甲骨文的天字与大字是不分的。所以《多士》的天邑商，卜辞作大邑商。唐即汤，晋公？唐字从易，《说文》唐古文作啺，也从易。唐汤古同属阳部字，故得相通。从世系看得出来，汤以后，兄终弟及的很多。所以，过去的人都说：“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而父死子继的嫡长继承制则到周代产生。这种意见，王静安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曾大加阐发，因此得到许多人的同意，要是仔细研究，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根据世系来看，除去汤以前和武乙以后，只有太甲（太宗）、祖乙（中宗）、武丁（高宗）三宗是父子相承。这个现象，应该说是特例，这是基于政治原因而产生的。因为 ，他们在位的时间，国势强大，在位又久，所以才能父子相承。《尚书·无逸》云：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大小，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积压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
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在位五十九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可见他们在位的时间都是很长久，这大概因为他们作得比较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当时的王位又是在贵族中推举的，所以，他们在位的时间相当长。
一般所谓殷代的兄终弟及，也是有问题的。例如，外壬、外丙，卜辞作卜壬、卜丙，这可能是当时母系继承还有浓厚的遗留，称母系为外家，已见于《尔雅·释亲》篇，可能它有很悠久的历史，由姊妹之子继，必须经过卜的决定。与此相对的，殷王有中丁、中壬等，可能这是父系继承，中表之称相属甚晚（起于六朝），但中外是相对之词，为了与母系继承的“外”相区别，所以称为“中”。
五、兄终弟及制与祖甲改制
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可能是氏族社会在父系继承确立以前存在过的，后来残留在殷代的，因为在父系确定父传子以前，同一氏族的生产，都由年岁相差不远的人共同管理，因此，后来产生了兄终弟及制。
保定南乡出土的殷代三句兵，据王静安先生说，这是“殷代北方侯国勒祖父兄之名于兵器以纪功者”，他的排列次序是：
（一）大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己 丁 乙 庚 丁 己 己
（二） 大 大 中
祖 父 父 父 父 父 父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乙 癸 癸 癸 癸 辛 己
（三）大
兄 兄 兄 兄 兄 兄 兄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乙 戊 壬 癸 癸 癸 丙
可见，这里有着清楚的祖、父、子三辈的区分，他们是按照父系而排列的。而每一辈中，又有大、中、小的区别，可能是同辈中的不同集团，世系中称大、中、小等，可能也是这样形成的。《辽史·外戚表》云“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有二房，曰大翁少翁”。大、少即大、小，可能与商代的情形极为相似。商代的兄终弟及制，应该说不仅是帝位的递传，而实质上是财产继承的制度。财产传给兄弟，虽然已经不是母系而是父系的现象，但是，终究和嫡长子继承制有着迥然的区别，所以，他们那时可能还是贵族选举制，与辽的选举制差不多。
殷代到了武丁时期，国势极为强盛。孟子说，武丁时代，殷是很强的。由于国势强盛，武丁以政治、婚姻关系，征服各部，过去有人说武丁封自己的许多妻子为侯的真实情况是如此，他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如像周代的分封。由于武丁时代国势强大，贡献增多，因而改变兄终弟及制度。所以，自武丁以后，兄终弟及者少多了。《无逸》谓“乃或亮阴，三年不言”，有人说这是三年之丧的起始。要是如此，他与改变兄终弟及制是有密切关系的。
祖甲改制，是商代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崩溃的开始。
原来在氏族社会的末期，一个氏族之所以能征服其他氏族，是由于领导氏族的同辈兄弟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团结成一具有力量的队伍，当然，这时是实行兄终弟及制的。后来传子，兄弟就相对有所分散，因而氏族的力量就削弱了。《国语·周语》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就是说，祖甲改变了兄终弟及制而实行父死子继制。所以，甲骨文的世系，都只祭直系，弄到天天要祭祀的地步。这是祖甲以后整齐世系的结果。《无逸》云：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立王”一词又见于《大雅·桑柔》（“灭我立王”）。甲骨文又有“小王”之称，疑即后世立太子的开始。王位的继承，不由选举而由王在生时预先建立。就是自祖甲改变兄终弟及的贵族选举制以后，殷王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像高宗、祖甲和“小人”一起参加过生产活动，多少知道一些现实的情况，而他们却溺于淫乐，夭折居多。这是“立王”的结果。
祖甲以后的“立王”，庚丁，甲骨文作康丁或康祖丁。按殷人以干支配合为名，庚、丁当无两干联系为名之理，当以甲骨文为是，《殷本纪》所载之庚丁，当为康丁之讹。《殷本纪》所载之太丁，《竹书纪年》作文丁《办作大丁》，卜辞称文武丁。
即使祖甲改制，但到殷末执行起来还是有相当纷争的。《吕氏春秋·当务》云：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大夫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
这传说不一定是可靠的，但反映了继立问题的一些矛盾。从《无逸》记载来看，已经是父死子继，立王的继承制是确立了。
六、外婚制与宗法制度
祖甲改制，已经形成宗法制，确立了父系，建立了大宗小宗。这可能是从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发展来的，是和父系外婚制分不开的。但是，当时是否完全外婚还值得研究。甲骨文有祖、父、子、孙四字，是父系的现象。同时，还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等名词。《左传·定公四年》云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都是殷代的一些氏族，因而，殷代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等区别，也应该是确切的。王族与子族是分开的。王有王族，子有子族，王与子不是同一族的，子族是尊贵的，所以后来春秋时代的人，多称某某子。父子如不同族，是值得研究的。根据《无逸》说，在祖甲以前，王子是不在家里养的，祖甲以后，才在家里养。所以他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可见高宗还是参加劳动的。又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仍然是与其团体共同劳动。王、子不同族，是氏族制度还有相当大的部分存在，尚未向宗法制过渡时的情况。
当其宗法相当发达的时候，是绝对外婚，《礼记·大传》“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可见周以前并不是如此，夏、殷都不是绝对外婚。《礼记·大传·正义》云，“殷人五世以后可以通婚”，故将殷法以问于周。又《丧服小记·正义》云：“殷无世系，六世而昏，故妇人有不知姓者，周则不然”。《太平御览》卷540引《礼外传》云：“夏殷五世之后则通婚姻，周公制礼，百世不通”。《魏书·高祖纪》太和七年诏“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可见六朝人的认识还是如此。《公羊传·僖公二十五年》云“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这也就是殷代同姓婚之遗留。
殷有五世之庙，故五世之后可以通婚。《吕氏春秋·谕大》云：“《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礼记·曲礼》云：“孙可以为王父尸 ，子不可以为父尸”，这都是部族的内婚，是婚级制的现象，是二半部族互为婚姻的现象。母系时代，父子不同族，后来虽然发展成父系，但是其婚级制仍然是存在的，所以父子仍然不同族。父子虽不同族，但因为是婚级制，所以祖孙同族，因之孙可以为王父尸。甲骨文云，“唯多生飨，唯多子飨”（《甲》380），多生是姊妹之子，多子是兄弟之子。这都是二半部族的现象。子本是幼童之称，后来变生为甥，而以子为己之子也不同族。《诗·麟之趾》把公子、公姓，公族三者完全并列起来，这就是二半部族的现象。《齐子仲姜镈》：“以保台身”，“保余兄弟”，“保余子姓”。此处所谓子姓，即指兄弟之子。
过去谈三族是指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是说明三个不同的集团，他们是共财的，是宗 法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小家庭。
程瑶田《宗法小纪》云“宗之道，兄道也，以兄统弟，以弟事兄。”这是说得很确切的，他提示了氏族残遗的现象。大宗、小宗就是由这里变来的。小宗是固有的，大宗是后来增加的。小宗五世则迁，大宗百世不迁，就是说，他是百世不通婚姻，外婚制在男系以内，不仅血统关系有联系，而且，经济上有更密切的联系，大宗和小宗都有共财的残迹。这当然也都是氏族的残余，而且，拖得非常长久的。但是，越往后发展，财产的分化也越显著，故有大宗作标志，表示不通婚，以便抑制同族分化。少数民族之中，有十二世以后通婚的。不通婚的这些现象，是一步步发展成了绝对外婚，因之产生了宗法。
姓，就是绝对外婚，宗法产生以后才有的。商代没有姓，所谓当时的子姓，就是子族。姓是不同氏族互通婚姻而产生的。因为，女子出嫁，必须带姓去。
分封的出现是很晚的，氏族社会时期，兄弟必须共同生活，才能共同作战，共同生产。后来，生产发展了，不再需要兄弟共同在一起也能生产、生活，造成了可以分封出去的前提，因之才有周代大量分封的事实出现，我们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与奴隶社会的集体劳役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同。因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是宝塔式的，这是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东西，是非常明显的剥削形式。中国的等级制，虽然在商代末期，从祖甲以后已经萌芽，有了一些痕迹，但是，发展到了周朝，才成了完整的系统。
殷墟，古称“北蒙”，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以都城建设、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殷墟地处洹河冲积平原上，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举族迁徙，由奄（今山东曲阜）迁殷，建立了这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此后250余年，这里一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讨，商灭亡，这里逐渐沦为废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的科学发掘，这座在地下湮没了3000多年的商代都城才重见天日，并成为探索商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石。
殷墟规模宏大、遗存丰富、分布密集。其范围东起郭家庄，西至北辛庄，南起苗圃北地，东北至三家庄，长约6公里，宽约5公里，总面积达2400公顷。其总体布局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分布基点，沿洹河两岸呈环形放射状分布，是一座开敞形制的古代都城。雄伟壮阔的宫殿宗庙基址、等级森严的王陵大墓、星罗棋布的居住遗址、家族墓地群，密布其间的手工业作坊和以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构成了殷墟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现出殷商王都的宏大规模和王者气派。
殷墟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西距小屯村约200余米，海拔78—79米，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65公里，总面积达71．5公顷，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目前，已发现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形制阔大、气势雄伟，按照一定的格局由南向北依次排列，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组、乙组、丙组等；殷墟宫殿宗庙区规模宏大，布局严饬，规划有序，是殷墟都城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中心，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都城建设的水平，其都邑建设格局、规划原则承前启后，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女将军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她的墓地位于宫殿宗庙区西北，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墓葬。它的发现为研究殷代文化、艺术、礼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探讨商代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水平，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窑穴遗迹。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了世界。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档案库”和“百科全书”。
殷墟，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安阳西北，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以都城建设、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殷墟地处洹河冲积平原上，平均海拔75—80米，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里濒临洹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水丰沛，气候宜人。
殷墟王陵区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岗、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宫殿宗庙区隔河相望，是殷墟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区。自1936年起，这里共发掘13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和数千座陪葬墓和祭祀坑。被学者推测为殷商后期盘庚至帝辛十二王的陵墓。殷墟王陵区的存在，对确立殷墟的王都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对研究商代社会的阶级状况、等级关系、亲族制度、埋葬习俗、人种特征等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后冈遗址位于高楼庄北地，是殷墟重要遗址。1934年，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到这里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文化的三叠层遗迹，解决了三者的年代顺序问题，轰动了中外学术界。后冈遗址的殷商文化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脉相承，是探索商代文明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
在以小屯为中心的殷王都周围，密布着许多族邑、手工业作坊和家族墓葬群。这些遗址群，围绕宫殿宗庙区呈圆环状放射性分布，构成了以宫殿宗庙区为中心，轮廓完整、规模宏大、分布密集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1899年甲骨文发现和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来，殷墟发现的大量都城建设遗迹和丰富的文化遗存，给史学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奠定了殷墟中国古代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古代都城的地位，对全面复原殷代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郭沫若先生称：“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保护古代文化遗产，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同时开始了殷墟的发掘工作。自此，殷墟考古得到了新生，殷墟发掘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对殷墟的发掘与研究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殷商学者，殷墟研究也已超越中国国界，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殷墟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尤其是近年来，殷墟考古仍不断有惊世发现，1990年的郭家庄M160墓、1991年的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窑穴、1999年的洹北商城、2001年的花园庄东地M54墓等一系列形制完整、内涵丰富的遗存的发现，更加印证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辉煌而又独具东方色彩的殷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人类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如此重要的意义，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被评为20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1、 源出子姓，起于商代，(殷商)契
是用祖先的名字作为姓氏的。商代的第六世帝王名沃丁，是太甲的儿子。相传，太甲曾因不理朝政而被大臣伊尹放逐曲沃，三年后，他悔悟改过，又被接回复位，励精图治，国日强盛。太甲死后，沃丁即位，在位19年，商朝更加强大。沃丁死后，其后世子孙有的就用他的名字"沃"作为自己的姓氏。殷人之后建立宋国，宋与商则为一音之转。
2、 周代宋国是君微子启之后。或以沃州（因地不详）地名为姓。沃姓望族居太原（今山西太原）。曲沃。
二、 迁徙分布
浙江宁波镇海沃家村。
三、 郡望堂号
【堂号】：
"勤政堂"：明朝时，沃頖以监察御史左迁内乡知事。兴利除弊，禁奸保良。公署学校都是他建的。积谷10万石备赈。升荆州知府。
【郡望】：
据《尚友录》所载，明代吴兴有此姓。《姓氏考略》中记载：沃氏望出太原。
1、 吴兴郡：三国吴置。相当于今浙江省临安至江苏省宜兴一带。
2、 太原郡：战国时秦国置郡。治所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四、 历史名人
沃焦：汉代名人。
沃墅：明代温县知县，萧山人。洪武初，民艰于食，沃墅开辟荒芜，树艺桑枣，比代去，民遮道留之。
沃頖：明代成化进士，定海人。以监察御史左迁内乡知事。兴利除弊，禁奸保良。公署学校都是他建的。积谷10万石备赈。升荆州知府。
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
“殷商”一词，是“殷”与“商”的合称，并不是商民族对自己的称号。他们是自称为“商”，如对其晚期经营很久的都城，后世都史为殷墟，而甲骨卜辞中则记述商王出外田猎后返回都城为“入于商”。这个“商”就是殷墟，是《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章邯期会洹水南的殷墟，这同甲骨出土地今之小屯村为洹水所围绕的地望相一致，可见殷墟如据“名从主人”例应称之为商墟。不称商而称殷，本是来自周人。周之金文有“殷”字，从身、从殳。身即人之形，含义为人。“殷”古读同“夷”、“衣”音。因此周人称殷如夷，《中庸》“一戎衣”即“殪尔殷”，注家说“衣读如殷”。这都是各据不同方音写成的异形同音字。周人即称商之人为殷，故在《诗经·大明》中出现了殷人与商人相混合的称号，而有“自彼殷商”、“殷商之旅”等词与句。
商民族出于东方。《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倾》是宋国颂扬其先代的诗，记载了商人的古代传说，玄鸟即燕子，可视为商的图腾。《吕览·音初》说：“有巢氏有二佚（美）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注说：“天命燕降卵于有巢氏，女吞之生契。”《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祖先为契，契母简狄是有巢氏之女，帝喾次妃（按此为后来附会），“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可嘉？”可见简狄传说出自先秦旧籍。《史记》原有所本，不是汉人杜撰的。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鲁叔孙昭子问郯子，少昊（皞）氏以鸟名官之故，郯子说：“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爽鸠氏司寇也……。”东方历法发达，很早就测定了二至二分，玄鸟氏就是主管此项工作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与齐景公谈到齐地的早期居民，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鲁国的曲阜是少昊之虚，蒲姑是商的同盟部落，可知商的先祖是少昊部族之一，山东半岛齐鲁一带是商民族早期活动的地方。
原始民族除商的先祖外，其他也有以鸟为图腾，以鸟名官之制。如《魏书·官氏志》载元魏“法古纯质，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鲜卑早期也有以鸟名官之制。鲜卑拓跋氏出于东北，可能与商民族同出一源，此义当别为文论之。
许多东北民族都保存始祖卵生的传说。如《魏书·高句丽传》说高丽出自夫余，先祖朱蒙（与邹牟·东明、逢蒙都是一声之转），母河伯（黄河之神，即冯夷）女，夫余王将女幽闭于宫中，太阳照射而怀孕，生一卵，男孩破卵而出，就是朱蒙，长而善射。清代在辑安发现了高丽《广开土好大王碑》称：“惟昔始祖邹牟，天帝之子，母河伯女，剖卵陈生，生子有圣才。”满族也说他们的祖先是仙女佛库伦吞了雀衔朱果而怀孕降生的（见《皇朝通志》卷一）。
商的母系，契母有巢氏女，名简狄，此巢和狄即戎狄之戎狄，表明她可能属于北方荐草中居的北方巢貉族。关于简狄的传说，说明东方民族与北方民族 在外婚制的条件制约下才产生的事实。
《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服牛。”郭璞注说：“殷王子亥宾 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柏以伐有易，遂杀其君绵臣也。”郭注所拓盖出于汲冢竹书。有易即有狄，易牙或作狄牙，简狄之狄或从易作逿，狄，易古音相通。仆牛即服牛，即用牛拉两轮大车。《后汉书·东夷传》讲到高丽的本地居民马韩”有牛马而不知骑乘”，就是还不懂得服牛。
《天问》说：“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此所说《山海经》所载实为一事。有扈即有易，扈胡叠韵，或称之为狄，或称之为湖，胡狄皆古代北方异族（指文化言）之通称。该即王亥，是季的儿子。王亥在卜辞又称“高祖亥”。亥字或从鸟头，或在旁边再加手形，这正表现了以手操鸟之形。亥《殷本纪》作振，也是从手旁。《山海经》所谓“操鸟方食其头”的说法是不对的，应是表示以鸟为图腾。
《天问》又说“恒秉季德，焉得乎仆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恒即王恒，见于卜辞，不见于《殷本纪》。王恒与王亥为弟兄，昏微即上甲微，有狄即有易，也是讲的同一故事。《吕氏夏秋·勿躬》与《世本·作篇》都说王亥作服年，《世本》又说：“相土作乘马”。相土也是殷代先公之一。服牛、乘马就是使牛马拉车。
商族祖先在齐鲁地区的活动地域称有穹，因山东半岛为海水所环绕，它的范围是有限的，故称有穹。相土时期，力量远达海外，《诗·商颂·工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海外指山东半岛之外，亦即从“有穹”到“无穹”。“无穹”指北方广远之地。《左传·昭公元年》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左传·襄公四年》载“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无终”即“无穹”。旧注说无终在河北玉田县。《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遂之代，北至无穹”。北方貉族以北，辽阔无边，俱属“穹”地。由上所述，可知商族力量远达北方，可能越渤海而到东北境内。
商族先公已使用两轮大车，和西伯利亚一带有了交往。伊尹是有莘氏之媵臣，莘即薪之古字，树木为薪，西伯利亚是原始森林地带，古代就称居住在这里的人为莘。古中国与西伯利亚的交通是畅通无阻的。西伯利亚和后来的匈奴也是很早就使用两轮大车，商族早期与他们交往，两轮大车的使用究竟孰先孰后，谁受谁的影响，一下还难于论定。
二、殷墟及其年代
殷墟是在考古发现的商城遗址中属于晚期的都邑。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自从盘庚在此建都起，一直到纣覆灭为止，共历二百七十三年之久再没有徙郡。殷人在此花费了将近三百来年的经营，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积累，必然也是深厚丰富的。因此对殷墟大量考古发现发掘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便成为探索殷商历史的重要基础。
殷墟的“墟”本作虚，为从虍从丘。如前所述，是穴居现象，是复穴之上两侧可以出入之形。丘虚为古代传说帝王之都，所以有太皞之虚，颛顼之虚，少昊之虚，轩辕之丘。所谓殷墟，就是殷人之都，即现在洹水旁之小屯村。殷虚之名，在秦汉之际以至六朝时代还是人们所共同认识的。所以《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与章邯盟，“期洹水南殷虚上”。《水经注》：“洹水出山（太行），东迳殷虚北”。这个地方，大概可以说是东方的交通孔道。三国时代的曹魏，六朝时代的后赵、前燕都在这里建都的。根据记载，宋人在此地发现许多铜器，因为这里接近汤阴，所以宋人说河亶甲墓、上甲冢都在汤阴，《考古图》、《博古图》和《通考》都是这样的。
就甲骨文来说，它本身也证明小屯是殷虚。甲骨文中殷代帝王之名极多，这是内证，是非常有力的，绝对可靠的记载。而且，卜辞记载田猎，总是说“入于商”，足以证明小屯是他们经常居住的地方，从而也肯定了小屯殷虚的绝对年代。
殷虚之称商，是因殷人以前居住的地方叫商，所以迁来小屯以后，地名也带来了。例如殷人之后建立宋国，宋与商则为一音之转。所以鲁国娶了宋之女，也称娶于商(“孝惠娶于商”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古代部族迁徙，用旧地名称所居地，这在当时地旷人稀，新地原来无名的情况下，是极其普遍的事，并不只殷一地是如此。如晋有故绛和新绛也是一例。殷虚的情况，虽然和上述的情况类似，但是并不完全一样，因为殷虚在成为殷人都邑以前，已经有殷的名字了，所以后来殷商并称：“自彼殷商”(《诗·大明》)。周初的人，已经是有这样名称了。
殷人的都邑，是经过多次迁徒的。王静安先生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论证自契至于成汤，都邑迁徙过八次。这可以备一说，但不一定就是准确的，应该根据考古发掘来进一步研究。成汤以后五迁，张守节在《殷本纪》的《正义》中说：“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这种都邑的迁徙，是因为农业不发达，需要改变地理条件来维持生产。所以，成汤以前的八迁也可能只在几个固定的地方往返耕种，而不是真正迁移了八个地方。从时间上来看，前八次迁徙所占的时间短，后五次迁徙所占的时间长，这说明农业生产有一些发展，用不着多迁徙来改变地理条件了。
殷人在殷虚住的时间是相当久的，《史记·殷本纪》说：“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竹书纪年》谓“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七百”应作“二百”。至“纣时稍大其邑”以下，可能不是《竹书纪年》的原文而是皇甫谧作《帝王世纪》时根据《竹书纪年》综合叙述的。可见，殷人在其最后的京城住的时间是很久的。不再迁徙的原因可能因为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国家力量强大，没有迁移都城的必要。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记》说盘庚迁亳是错的，《盘庚篇》说迁殷是极重要的根据。《史记》的错误是来源于《书·序》。《书·序》云盘庚五迁，始治亳殷。始治一字是《古文尚书》“始宅”二字所讹。
另一方面，甲骨和甲骨文本身也证明殷人在殷虚是居住得很久的。十万片以上的甲骨堆积，要不是殷人长期居住在这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且，从甲骨文和断代来讲，同样也说明殷人在殷虚居住得很久。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分甲骨文为五期，后来他作《殷历谱》也是如此的分法。他断代的标准有世系、称谓、贞人、书写等例，如甲骨文有称父庚、兄庚等的，就可以有根据认为现在发现的甲骨文，就时代来说是以盘庚时期为最早。武丁时代的甲骨文，笔划严整，字体大方，象征着当时国力和强盛。由以上种种原因，可以证明殷虚是盘庚以至殷纣灭亡时二百多年中殷代的国都。
关于殷代总年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左传·宣公三年》说殷商“载祀六百”。《汉书·律历志》引《世纪》：“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岁。”同篇又引殷历曰：“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两者是不一致的。根据《晋书·束皙传》说《竹书纪年》所载：“夏年多殷”，这可以大致得出一个概念。但是，夏代的总年数，也还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数字。《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夏代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参考《太平御览》卷83引《竹年纪年》）。而《殷本纪》引《竹书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史记·殷本经集解》引《竹书纪年》）。这两种说法，同样出现在《竹书纪年》，同样被裴骃引用，但殷年还是比夏年多，《束皙传》说：“夏年多殷”，在这里就无法解释了。关于殷代的年历，还没有可靠的记载或成熟了的研究成果。所以，殷代每一个帝王的在位年数，那就更无法确定了。
三、巫卜与甲骨
上个世纪末轰动世界的文化大发现，就是甲骨文字以及殷墟文物的发现。甲骨文字是巫卜贞人卜事或记事时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许多都是象形字，但甲骨文和金文的巫字，究竟象什么呢？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说文》说：“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这是汉代人的说法。《说文》认为男的叫觋，女的叫巫，但是后来不分男女都叫巫。《说文》说巫是以舞降神，这有几分真实性。因为《楚辞·九歌》上记载降神的都是巫。古代的巫，大多数都是女的，这可能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因为在母系社会时期，祭祀是由女的主持的。古代的人，由于生产水平、科学水平的限制，特别是由于统治阶级利用迷信以统治人民的结果，他们都相信巫和巫术，《楚语》“绝地天通”，这是人类文化进步的结果。在“天地通”的时候，巫就是神，这种相当原始的巫的信仰一直保存了许久。汉代各地有巫，如楚巫、晋巫、也有专门的河巫。满洲、蒙古也有类似”巫”的萨满。总的说起来，巫是古代社会中的一个集团，他们掌握祭神、跳舞、医疗、文字等等宗教仪式和科学技术，他们是古代的有知识的人，卜就是由他们掌管着。
甲骨文占绝对多数的都是关于卜的记载，只有极少数是纯粹记事的辞。所以甲骨又称契文，又称卜辞。契是卜以前的整治甲骨之事。卜，就是问神以决吉凶。又卜与筮是有区别的。筮是有用草来预测吉凶，比起卜来，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定的例则可寻，已经简单多了，卜则纯靠巫的临时判断。
卜是相当原始的，许多历史上和现存的少数民族，都有骨卜的习惯，他们用牛骨、羊骨、鸡骨等来卜。殷代绝在多数是用牛骨和龟甲来卜的。卜的方法可以举牛的肩胛骨为例。先把牛骨胛骨加以整治凿钻，然后用木炭火来烧，这叫烧或灼。烧了以后使牛肩胛骨上产生裂纹，根据裂纹由巫加以解释而预决吉凶。这样作了以后，把卜的日月和事项以及卜的人的名字都契刻在骨上。而且，往往在后来也把应验与否的记录契刻在上面，这就成了现在十分宝贵的卜辞了。
卜字音的来源，就是取烧骨时的爆破声，形的来源就是象骨的裂纹，裂纹在甲骨上表现得很清楚。概括来说，横划向上的一般是吉的，横划向下或岐出的一般表示是不好的，凶的。
骨卜是原始的，而龟卜则晚一些。龙山文化有牛卜骨，小屯早期也多用之。小屯的晚期，则多用龟甲来卜。用龟来卜，这是南方崇拜龟的民族的习俗，殷人与这种民族结合，才使用龟来卜，因为，南方民族认为龟是灵物。《礼运》篇以龙、凤、龟、麟为四灵。战国及汉代则以青龙、白虎、朱雀(凤)、玄武(龟蛇)代表四方，中国一直到唐，还有用龟名人的如李龟年是也。
由于卜和记录所卜之事及其验否，都是巫人主持，所以，殷代的文字，可以说是为巫这个集团掌握了的。正如藏族的喇嘛掌握经典和文字一样。过去传说仓颉造字，假定是事实，那么仓颉也就是当时的卜人之一。因为文字不是一个人能创造的，而是一个相当长的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共同创造的。如卜字，这是掌握卜的巫人共同创造而且共同使用的，这是根据实践而造出的字。其他如用字，骨字、兆字也都是如此.卜的时候，常常正面卜一次，反面卜一次，把卜的事记在裂纹的旁边，这是一组卜辞，所以逃字有范围的意思，是把甲文的兆字加以改变而写了错了的。以上这些字如果不是卜人，他们怎能创造这些字呢。
甲骨上的字数是由几个字，十几个字到数十字不等，最多的有百余字的。有人说，商代已经有了文学，这是可以肯定的。
与甲骨文同时存在的还有在玉器、骨器、陶器上面还保存了墨书的文字。字体是用毛笔书写的，这也可说明蒙恬造笔的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
甲骨文和金文、大小篆、古文、隶书以及现在通行的汉字是一脉相传下来的文字。可以看出，甲骨文字奠定了造字的原则和中国文字的整个系统，它还是可以认识，可以读出，可以使用的活文字。
四、殷代的世系
甲、乙、丙、丁……为日，子，丑，演，卯……为辰，日为斡，辰为枝，见日之时为日，见星之时为辰，合斡枝以纪日如甲子、乙丑，即一日一夜为一天，干支就是斡枝省写。殷人以日为名，有大甲、祖乙、外丙、武丁诸称。实际上只有以干（斡）为名，而没有用支（枝）的（王亥是例外）。《白虎通》云殷人以生日为名。《古史考》云夏殷之礼“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我认为生日为名可靠些。例如，受辛死于甲子日史有明文，他不以甲为名，就说明受辛称辛是不以死日为名的。同时，要是以死日为名，岂不是在人死以前的几十年时没有人称他这个名字？死后哪个又晓得这就是他呢？这不合于命名的意义。以生日为名，就完全免除了这种不合事理的情况之产生。
干只有十个，因此加以大、小、文、武、帝、祖等以示区别。这种加的字，一般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后来尊称的。甲骨文称父某、兄某，只是相对的不固定的称谓，称祖甲、祖丁……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就是祖以上皆可以称祖，不必即为子之子的孙辈的称谓。所以，我们了解的《殷本纪》的完整世系，都应该是殷商后期造成的分别名称，而不是原来的状况。由于名的产生和祭祀的隆重，我们推测殷人也可能产生讳名的习俗。少数民族中，傣族也有这种风俗。他们生子之后，即以子名为名，如称某某之父，周代称这样的名为字，如某某甫，甫就是父。
成汤以后，研究起来相对的说是容易一些的。汤，《殷本纪》称为天惭，卜辞作大乙或作唐，甲骨文的天字与大字是不分的。所以《多士》的天邑商，卜辞作大邑商。唐即汤，晋公？唐字从易，《说文》唐古文作啺，也从易。唐汤古同属阳部字，故得相通。从世系看得出来，汤以后，兄终弟及的很多。所以，过去的人都说：“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而父死子继的嫡长继承制则到周代产生。这种意见，王静安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曾大加阐发，因此得到许多人的同意，要是仔细研究，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根据世系来看，除去汤以前和武乙以后，只有太甲（太宗）、祖乙（中宗）、武丁（高宗）三宗是父子相承。这个现象，应该说是特例，这是基于政治原因而产生的。因为 ，他们在位的时间，国势强大，在位又久，所以才能父子相承。《尚书·无逸》云：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大小，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积压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
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在位五十九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可见他们在位的时间都是很长久，这大概因为他们作得比较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当时的王位又是在贵族中推举的，所以，他们在位的时间相当长。
一般所谓殷代的兄终弟及，也是有问题的。例如，外壬、外丙，卜辞作卜壬、卜丙，这可能是当时母系继承还有浓厚的遗留，称母系为外家，已见于《尔雅·释亲》篇，可能它有很悠久的历史，由姊妹之子继，必须经过卜的决定。与此相对的，殷王有中丁、中壬等，可能这是父系继承，中表之称相属甚晚（起于六朝），但中外是相对之词，为了与母系继承的“外”相区别，所以称为“中”。
五、兄终弟及制与祖甲改制
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可能是氏族社会在父系继承确立以前存在过的，后来残留在殷代的，因为在父系确定父传子以前，同一氏族的生产，都由年岁相差不远的人共同管理，因此，后来产生了兄终弟及制。
保定南乡出土的殷代三句兵，据王静安先生说，这是“殷代北方侯国勒祖父兄之名于兵器以纪功者”，他的排列次序是：
（一）大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己 丁 乙 庚 丁 己 己
（二） 大 大 中
祖 父 父 父 父 父 父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乙 癸 癸 癸 癸 辛 己
（三）大
兄 兄 兄 兄 兄 兄 兄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乙 戊 壬 癸 癸 癸 丙
可见，这里有着清楚的祖、父、子三辈的区分，他们是按照父系而排列的。而每一辈中，又有大、中、小的区别，可能是同辈中的不同集团，世系中称大、中、小等，可能也是这样形成的。《辽史·外戚表》云“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有二房，曰大翁少翁”。大、少即大、小，可能与商代的情形极为相似。商代的兄终弟及制，应该说不仅是帝位的递传，而实质上是财产继承的制度。财产传给兄弟，虽然已经不是母系而是父系的现象，但是，终究和嫡长子继承制有着迥然的区别，所以，他们那时可能还是贵族选举制，与辽的选举制差不多。
殷代到了武丁时期，国势极为强盛。孟子说，武丁时代，殷是很强的。由于国势强盛，武丁以政治、婚姻关系，征服各部，过去有人说武丁封自己的许多妻子为侯的真实情况是如此，他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如像周代的分封。由于武丁时代国势强大，贡献增多，因而改变兄终弟及制度。所以，自武丁以后，兄终弟及者少多了。《无逸》谓“乃或亮阴，三年不言”，有人说这是三年之丧的起始。要是如此，他与改变兄终弟及制是有密切关系的。
祖甲改制，是商代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崩溃的开始。
原来在氏族社会的末期，一个氏族之所以能征服其他氏族，是由于领导氏族的同辈兄弟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团结成一具有力量的队伍，当然，这时是实行兄终弟及制的。后来传子，兄弟就相对有所分散，因而氏族的力量就削弱了。《国语·周语》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就是说，祖甲改变了兄终弟及制而实行父死子继制。所以，甲骨文的世系，都只祭直系，弄到天天要祭祀的地步。这是祖甲以后整齐世系的结果。《无逸》云：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立王”一词又见于《大雅·桑柔》（“灭我立王”）。甲骨文又有“小王”之称，疑即后世立太子的开始。王位的继承，不由选举而由王在生时预先建立。就是自祖甲改变兄终弟及的贵族选举制以后，殷王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像高宗、祖甲和“小人”一起参加过生产活动，多少知道一些现实的情况，而他们却溺于淫乐，夭折居多。这是“立王”的结果。
祖甲以后的“立王”，庚丁，甲骨文作康丁或康祖丁。按殷人以干支配合为名，庚、丁当无两干联系为名之理，当以甲骨文为是，《殷本纪》所载之庚丁，当为康丁之讹。《殷本纪》所载之太丁，《竹书纪年》作文丁《办作大丁》，卜辞称文武丁。
即使祖甲改制，但到殷末执行起来还是有相当纷争的。《吕氏春秋·当务》云：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大夫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
这传说不一定是可靠的，但反映了继立问题的一些矛盾。从《无逸》记载来看，已经是父死子继，立王的继承制是确立了。
六、外婚制与宗法制度
祖甲改制，已经形成宗法制，确立了父系，建立了大宗小宗。这可能是从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发展来的，是和父系外婚制分不开的。但是，当时是否完全外婚还值得研究。甲骨文有祖、父、子、孙四字，是父系的现象。同时，还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等名词。《左传·定公四年》云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都是殷代的一些氏族，因而，殷代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等区别，也应该是确切的。王族与子族是分开的。王有王族，子有子族，王与子不是同一族的，子族是尊贵的，所以后来春秋时代的人，多称某某子。父子如不同族，是值得研究的。根据《无逸》说，在祖甲以前，王子是不在家里养的，祖甲以后，才在家里养。所以他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可见高宗还是参加劳动的。又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仍然是与其团体共同劳动。王、子不同族，是氏族制度还有相当大的部分存在，尚未向宗法制过渡时的情况。
当其宗法相当发达的时候，是绝对外婚，《礼记·大传》“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可见周以前并不是如此，夏、殷都不是绝对外婚。《礼记·大传·正义》云，“殷人五世以后可以通婚”，故将殷法以问于周。又《丧服小记·正义》云：“殷无世系，六世而昏，故妇人有不知姓者，周则不然”。《太平御览》卷540引《礼外传》云：“夏殷五世之后则通婚姻，周公制礼，百世不通”。《魏书·高祖纪》太和七年诏“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可见六朝人的认识还是如此。《公羊传·僖公二十五年》云“宋三世无大夫，三世内娶也。”这也就是殷代同姓婚之遗留。
殷有五世之庙，故五世之后可以通婚。《吕氏春秋·谕大》云：“《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礼记·曲礼》云：“孙可以为王父尸 ，子不可以为父尸”，这都是部族的内婚，是婚级制的现象，是二半部族互为婚姻的现象。母系时代，父子不同族，后来虽然发展成父系，但是其婚级制仍然是存在的，所以父子仍然不同族。父子虽不同族，但因为是婚级制，所以祖孙同族，因之孙可以为王父尸。甲骨文云，“唯多生飨，唯多子飨”（《甲》380），多生是姊妹之子，多子是兄弟之子。这都是二半部族的现象。子本是幼童之称，后来变生为甥，而以子为己之子也不同族。《诗·麟之趾》把公子、公姓，公族三者完全并列起来，这就是二半部族的现象。《齐子仲姜镈》：“以保台身”，“保余兄弟”，“保余子姓”。此处所谓子姓，即指兄弟之子。
过去谈三族是指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是说明三个不同的集团，他们是共财的，是宗 法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小家庭。
程瑶田《宗法小纪》云“宗之道，兄道也，以兄统弟，以弟事兄。”这是说得很确切的，他提示了氏族残遗的现象。大宗、小宗就是由这里变来的。小宗是固有的，大宗是后来增加的。小宗五世则迁，大宗百世不迁，就是说，他是百世不通婚姻，外婚制在男系以内，不仅血统关系有联系，而且，经济上有更密切的联系，大宗和小宗都有共财的残迹。这当然也都是氏族的残余，而且，拖得非常长久的。但是，越往后发展，财产的分化也越显著，故有大宗作标志，表示不通婚，以便抑制同族分化。少数民族之中，有十二世以后通婚的。不通婚的这些现象，是一步步发展成了绝对外婚，因之产生了宗法。
姓，就是绝对外婚，宗法产生以后才有的。商代没有姓，所谓当时的子姓，就是子族。姓是不同氏族互通婚姻而产生的。因为，女子出嫁，必须带姓去。
分封的出现是很晚的，氏族社会时期，兄弟必须共同生活，才能共同作战，共同生产。后来，生产发展了，不再需要兄弟共同在一起也能生产、生活，造成了可以分封出去的前提，因之才有周代大量分封的事实出现，我们认为这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与奴隶社会的集体劳役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同。因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是宝塔式的，这是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东西，是非常明显的剥削形式。中国的等级制，虽然在商代末期，从祖甲以后已经萌芽，有了一些痕迹，但是，发展到了周朝，才成了完整的系统。
殷墟，古称“北蒙”，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以都城建设、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殷墟地处洹河冲积平原上，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举族迁徙，由奄（今山东曲阜）迁殷，建立了这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此后250余年，这里一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讨，商灭亡，这里逐渐沦为废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的科学发掘，这座在地下湮没了3000多年的商代都城才重见天日，并成为探索商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石。
殷墟规模宏大、遗存丰富、分布密集。其范围东起郭家庄，西至北辛庄，南起苗圃北地，东北至三家庄，长约6公里，宽约5公里，总面积达2400公顷。其总体布局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分布基点，沿洹河两岸呈环形放射状分布，是一座开敞形制的古代都城。雄伟壮阔的宫殿宗庙基址、等级森严的王陵大墓、星罗棋布的居住遗址、家族墓地群，密布其间的手工业作坊和以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构成了殷墟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现出殷商王都的宏大规模和王者气派。
殷墟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东北，西距小屯村约200余米，海拔78—79米，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65公里，总面积达71．5公顷，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目前，已发现夯土建筑基址80余座。这些建筑基址形制阔大、气势雄伟，按照一定的格局由南向北依次排列，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组、乙组、丙组等；殷墟宫殿宗庙区规模宏大，布局严饬，规划有序，是殷墟都城全盘规划、布局结构的中心，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都城建设的水平，其都邑建设格局、规划原则承前启后，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女将军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她的墓地位于宫殿宗庙区西北，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墓葬。它的发现为研究殷代文化、艺术、礼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探讨商代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水平，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窑穴遗迹。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了世界。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档案库”和“百科全书”。
殷墟，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安阳西北，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以都城建设、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殷墟地处洹河冲积平原上，平均海拔75—80米，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里濒临洹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水丰沛，气候宜人。
殷墟王陵区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岗、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宫殿宗庙区隔河相望，是殷墟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区。自1936年起，这里共发掘13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和数千座陪葬墓和祭祀坑。被学者推测为殷商后期盘庚至帝辛十二王的陵墓。殷墟王陵区的存在，对确立殷墟的王都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对研究商代社会的阶级状况、等级关系、亲族制度、埋葬习俗、人种特征等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后冈遗址位于高楼庄北地，是殷墟重要遗址。1934年，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到这里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文化的三叠层遗迹，解决了三者的年代顺序问题，轰动了中外学术界。后冈遗址的殷商文化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脉相承，是探索商代文明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
在以小屯为中心的殷王都周围，密布着许多族邑、手工业作坊和家族墓葬群。这些遗址群，围绕宫殿宗庙区呈圆环状放射性分布，构成了以宫殿宗庙区为中心，轮廓完整、规模宏大、分布密集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1899年甲骨文发现和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来，殷墟发现的大量都城建设遗迹和丰富的文化遗存，给史学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奠定了殷墟中国古代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古代都城的地位，对全面复原殷代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郭沫若先生称：“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保护古代文化遗产，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同时开始了殷墟的发掘工作。自此，殷墟考古得到了新生，殷墟发掘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对殷墟的发掘与研究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殷商学者，殷墟研究也已超越中国国界，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殷墟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尤其是近年来，殷墟考古仍不断有惊世发现，1990年的郭家庄M160墓、1991年的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窑穴、1999年的洹北商城、2001年的花园庄东地M54墓等一系列形制完整、内涵丰富的遗存的发现，更加印证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辉煌而又独具东方色彩的殷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人类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如此重要的意义，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被评为20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